经济基础 先富起来的人需要认同

     西辛庄位于濮阳县南12公里处的黄河背河洼地，1991年全村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不到600元，没有一家工业企业。2005年村办企业发展到11家，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1万元，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户均240平方米的“小洋楼”。去年，西辛庄全村共有企业20多家，总产值10多亿元。全村600多名劳动力都在村办企业就业，前来该村务工的外来人员多达8000多人。该村2011年人均收入达2.6万元，其家底之殷实令人艳羡，其经济实力超出许多其他乡镇，人均收入也远超许多地方的县级市。 今年两会期间，村支书李连成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西辛庄将建立“村级市”。他说其实农民的想法很朴实，每个农民都想过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农村也应该像城里一样，有宽阔的马路，有学校、医院、幼儿园、宾馆、工厂、大饭店。

社会基础 高福利让邻村自愿并入

     西辛庄的发展让周边各村居民都很羡慕。据介绍，西辛庄小学有近1000名学生，本村的生源只有不到100名，大部分都来自外村。相比别村的学校，这里的软硬件设施都强，外村的家长纷纷把孩子往这里送。而在西辛庄，也有一家号称达到三甲水平的医院“濮阳县民生医院”，患者大部分是外村来的。医院是3年前花了9000多万元建的。村民集资3000多万元，村内企业投资3000多万元，贷款2000万元。医院还专门花500多万元购买了一台CT机，在这里CT的检查费用是260元。据村民说，西辛庄之所以比周边富裕，全靠脑筋转得快。1986年，村里搞蔬菜大棚，乡亲们挣了钱，邻村看到了甜头，纷纷开始效仿。后来，西辛庄又改种棉花，开起了纺纱厂，随后又招商引资，开办工业园，村民入股等。周围15个村的群众纷纷表示自愿并入西辛庄。李连成这么算账，15个村庄，要是将来都能搬到西辛庄村的别墅来住，就能腾出15个村的宅基地，按一个村能腾出300亩地算，就能腾出4500亩闲置土地。将来，可以在这些土地上办厂，也可以搞种植、搞养殖，而其他的耕地，则可以通过农业机械化，实现规模协作种植。最终，西辛庄市将形成一个以西辛庄村为中心、由周边村民组成的“类城市”社区。

政策基础 从中央到地方推行三化

     实际上，西辛庄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江浙地区，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带动当地较早实现工业化后，就开始追求城市化、城镇化，但当时的探索并不成功。而在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会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提出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要求，同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也释放了“把人口、经济、财政、税收以及城市建设达到一定规模和标准的县(镇)，适度改设为市”的政策信号，随后河南省将推动三化发展当做经济工作的重点来抓。这些讯号给了西辛庄一剂强心针， 在挂牌仪式上，李连成说：“我们自己建市，实现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村推进城市化的好路子，这符合中央、省、市科学发展观，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推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

只是改名并非行政级别的调整

     面对诸多质疑，李连成说：“俺这个‘村级市’一没公务员，二不设行政机关，三我还是一个支部书记，我们建市的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过得更好一些。”当于建嵘在微博上将西辛庄村“村级市”称为“瞎胡闹”，“村级市”引发争议，均未阻止李连成的“建市”步伐。4月18日，包括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多名专家，在李连成的邀请下齐聚濮阳，研讨“村级市”的相关问题。李连成解释，西辛庄村要建的村级市，跟于建嵘所理解的“村级市”是两个概念。李连成说： “我们要建的村级市，其实是个大型的农村社区，不带有行政级别，也没有公务员。我们目前的设想是，把西辛庄村附近的张头村等15个村近2万户村民都合并到一起，然后共同组成一个‘西辛庄市’。”李连成说：“即使未来“西辛庄市”果真挂牌成立，行政关系上，仍然要归当地的庆祖镇党委、政府直接管理。”

这代表农民的朴素“城市梦”

     西辛庄村民的生活条件不亚于城市人，为什么还要改成西辛庄市呢？“是圆农民一个城市人的梦 。农民想当市民，想去城市享受城市生活，我认为西辛庄村从人的素质这一块讲，从生活角度讲可以提出来建西辛庄市。”李连成称自己一辈子都是农民，他最了解农民的想法。城市是当今中国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标志，这些富强村的村民富了，过上了城市居民般的生活，于是就想变农民为“市民”过把“城市瘾”，这是一种观念上的改变，是靠自己力量奋斗而成，社会不应说三道四。第二，村级建制变为“市”以后，有利于运用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体制进行管理，这也是一种进步。第三，村民可以进一步理直气壮地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更科学地按城市标准，规划建设正式的住宅小区、商业街区、医卫机构、教育机构等。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农民想建“市”，是企望农村的村办企业在发展中能享受到城市企业、国营大企业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有助于自身的发展。

改名误打误撞成为改革的一步

     我国现在大约有55万个村庄，三十年后，大约有10%的村庄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大约有60%的村庄会成为空心村，最终会演化为大农机作业的农区和专业化养殖牧区；大约有30%的村庄会发展成中心村或中心镇。我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多数应该生活在小城市或小城镇。显然，“村级市”的发展思路符合小城市、小城镇优先的现代化战略。3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看望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代表时，李连成底气十足地向李克强汇报：“我们要把西辛庄村建成西辛庄"市"！不过我们这个"市"，并不是行政级别上的"市"，是村级"市"，就是现在的新型农村社区，就是让我们西辛庄村民，都享受到像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你这是又要创造一种新模式啊。”李克强副总理点评说。

“村级市”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反讽

     早先有人将“村级市”归结为李连成等人的虚荣心,但是只要联想起石家庄的改名风波,以及重庆地名命名将一律不使用“村”的规定,我们便会发现,这种嫌“村”爱“市”的情结绝不仅仅存在于农民身上。而如果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便会发现,当许多人将西辛庄“村改市”视为一场闹剧一笑置之,并试图用舆论力量将其扼杀于“襁褓”中的时候,长长的城乡鸿沟被遗忘于不屑与嘲讽背后——正是坚冰难融的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社会在居民收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巨大差距,让农村、农民被严重标签化——这种阶层歧视的后果之一便是,即使少数村庄可以站在财富高地上“一览众山晓”,但被深深烙在心底的自卑心理却并不能随之消释,经济上的“翻身”反而更激起了他们的“去农化”欲望,他们需要努力摆脱被标签化甚至污名化的身份所带来的伤痛。因此,我们可以将“村级市”视为一个“可爱”的怪胎,是农民的身份认知被长期压抑后的一次“冲动式”发泄。而这种“冲动”,则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种变相抗争和绝妙反讽。

谋求出路的每次尝试都值得适当鼓励

     华西村的书记吴协恩曾谈到，由于他们的集团还是“村办企业”，因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一些“束缚”，归纳起来一句话就是审批层次多，如他们的某些项目，需要先向所在镇打报告，再由镇到江阴市（县）、无锡市（地厅级）等，层次多了，难免就影响办事效率，这是华西村发展中的问题，在如今行政级别森严的体制下，村级企业确实就有一些无奈。华西村是名声极大的“天下第一村”，尚且如此，那么别的富强村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将比华西村有更多的无奈。从华西村的“新市村”到西辛庄的“村级市”，都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事实，即综合实力强劲的村级经济体，已不再安于当社会建制金字塔的底座，迫切想把自己的位置升一升，我想，这应当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也是农村在经济活动、生活方式方面走向城市化的第一步，社会应该对农村的这一变化和进步给予足够的重视、研究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