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到新媒体，多种形式共生共荣

       自2009年第93届开始，普利策奖开始向网络新闻全面开放。今年，《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和政客新闻网（Politico）两家新闻网站首度获得各自的第一个普利策奖项，成为一大热点。去年，国家新闻报道奖由网络媒体、非盈利新闻编辑部Propublica获得。
       在新时代，获奖再也不是报纸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开始意识到，唯有二者和谐共生，新闻业才有新的希望。PolitiFact是《圣彼德斯堡时报》的新媒体项目。2009年，它为《时报》拿下了含金量巨大的“国内报道奖”，PolitiFact利用万维网建立的数据库，对2008年总统候选人语言的辨伪存真，考察候选人言语的兑现与否，给选民恢复出候选人的真实面貌。《时报》主编创办PolitiFact时的宣言就是：“证明网络的兴起并不是为报业宣布了死刑”。

专业主义挂帅，小报也能逆袭大奖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牌媒体时常在普利策奖中大包大揽，但一些小报也能凭借其专业、有影响的报道“逆袭”一下各位大哥。地处纽约州的《邮报明星报》仅有3.2万份的发行量，2009年，其社论作品与《华盛顿邮报》相竞争，记者马奥尼撰写的一系列关于地方政府暗箱操作和伤害公民知情权的社论，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最终《邮报明星报》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的社论奖。也是该报历史上第一个普利策奖。
       2005年，美国俄勒冈《威拉米特周报》记者贾奎斯曾独家揭露30年前波特兰市长的性丑闻案，市长葛德史密特将14少女带到地下室实施强奸，性关系长达3年。这段往事也让这份发行量只有9万，以街头赠阅为发行方式的小报一举问鼎“调查报道奖”。

评选宁缺毋滥，空缺也是一种态度

      2011年，第95届普利策新闻奖颁奖，突发新闻奖自普利策奖设立以来首次空缺。据报道，评委会主任吉斯勒表示，尽管2010年有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如海地地震和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等，但普利策奖评委会最终决定在该奖成立95年以来首次将突发新闻奖空缺，不过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
       而在今年的颁奖礼上，社论奖和小说奖也没有找到它们的“主人”。而评委会依然没有给出获奖理由。其实，参考其他的评奖活动，“没有达到要求”一直是奖项空缺的普遍理由。新闻奖空缺，表达的很可能是评委会对于新闻事业鞭策的态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空缺可能由于媒体对于这些大事件的报道没有发挥抓住问题关键的功能，或者是在事件核心的报道中不够科学准确。

负面报道，普利策奖“偏爱”这口

      普利策奖不爱对美国政府歌功颂德的新闻，却偏爱负面报道。资料显示，在1917—1990年的580个新闻奖中，约有40％属于“揭丑”类的新闻。另外有40%与战争、犯罪、自然灾害等事件有关。近百年的时间，总共11项文字类新闻奖通常有7、8篇属于负面报道。2002年，受到“9．11”恐怖事件的巨大冲击，11个获奖作品中有10个都是这类的负面报道。
       虐待儿童、物价上涨、失业增多、医疗事故等不良社会现象，或者种族迫害、贩毒走私、穷杀犯罪等违法行为，甚至有关于政府腐败、官员渎职、政策法令的缺陷。这些获奖作品触及到了美国最见不得人的阴暗面，不单是新闻写作的范例，更是民众监督政府行为的指南。

“揭丑”，是对社会和民众的负责

       作为唯一一个团体奖，公共利益服务奖更是体现了媒体应该对于国家和人民有怎样的责任感，最著名的当属《纽约时报》有关“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以及《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新闻奖喜欢负面新闻，也是源于媒体长期不懈对于“揭丑”的追求。“这就是新闻———全是坏消息”是美国媒体主流报道模式。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媒体上出现了2000多篇揭露实业界丑闻的文章，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把当时从事揭露新闻写作的记者们挖苦为“扒粪男子”，这场揭丑运动也被称为“扒粪运动”。《华盛顿邮报》的一位编辑曾对这种现象评论说：“我们在道德上确信，如果我们再猛地拉开下一个门，就会有一具尸体倒出来。”
       这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新闻从业者们相信他们代表正义，代表民众，通过他们拥有的舆论力量，可以改造政治，改造社会，挑战一切他们认为不公正的现象，即使现实中不一定确实如此。

有深度，才能践行媒体的力量

       长新闻不一定是好新闻，好新闻也不一定要长，但在所有普利策获奖作品中，除突发新闻报道奖和评论奖的篇幅不太长以外，大多数奖项都以篇幅长、容量大、颇具规模和气势见长。普利策新闻奖从1985年开始设立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两个专项奖，更彰显了奖项对于深度、影响力的重视。
       普利策新闻奖的评审们认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由此带来的对真理和正义的维护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那些与腐败、时弊、战争、犯罪、灾害等相关的意义重大的报道，揭丑调查的进行，必须假以巨大的工作量。例如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对“挑战者号”空难的调查，其采访难度之大，技巧之高超，是一般记者难以完成的。普利策奖并不欢迎侥幸和投机。
       反观中国新闻奖对参选作品的要求：文字消息1000字以内，言论2000字以内，通讯3000字以内；广播电视消息4分钟以内，评论15分钟以内，新闻性专题15分钟以内，新闻性节目编排30分钟以内。

普利策作为标杆，思想影响深远

      普利策在美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也是一位富有争议的报人。他是“黄色新闻”（极度夸张及捏造情节的手法进行写作的新闻）之父，也是揭露社会丑闻第一人。其最大的对手赫斯特在其死后称，“一支强大的民主力量已经消失；一种代表民众权利和人类进步而一贯行使的强大权力已告结束。”
       “我们的共和国和它的报业共兴衰。能干的、无私的、关心公共利益的报界是能够维护公共美德的，训练有素的报业人员有权利、也有勇气做到这一点。而没有公共美德，民治政府便是一场骗局、一种嘲弄。如果报界寡廉鲜耻、惟利是图、蛊惑人心、贪污腐化，那势必使人民也变得像它一样卑劣。” 普利策1904年说的这段话被镌刻在哥伦毕业大学新闻学院大厅内。可以说，他为美国新闻确立的价值标准影响至今，以其名号创办的新闻界正是这种观念最好的传播载体。

评奖机构权威，专注新闻一百年

      普利策奖的公信力源于其评奖机构的权威地位。现任普利策评奖委员会主任的吉勒斯曾当了40年记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11年新闻报道与写作，堪称新闻界的权威。该委员会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美国第二所新闻学院，在全美的新闻学院排名中也名列前茅。学院创办于1912年，距今刚好一百年，由普利策立遗嘱捐资200万美元创办，专注于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只招收研究生，所开课程不涉及公共关系和广告等方向。所有普利策奖评委的聘请和资质审核工作均由学院进行。

机制客观公允，拒绝利益徇私
      1979年，供职于《巴尔的摩太阳晚报》的记者富兰克林写了一篇名为《凯利太太的妖怪》的报道，“普奖”认为该报道“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从而增设特稿写作奖。这种公允的评价机制极大的刺激了新闻记者对新闻写作技巧刨新的积极性。
       普利策奖的奖金可谓微乎其微，公众服务报道奖没有奖金，只颁发一枚普利策金牌，其他类别的获奖者除证书外，还有10000美元的现金奖励。但其对获奖者“江湖地位”的认同却是其一辈子的财富。
       委员会的成员本身和评奖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这样一种评选机制，就决定了这个奖项在专业主义方面的纯粹。由媒体自行评选的新闻奖有根本的区别。评委直接对作品负责，不受任何人的领导，近百年来，普利策一直与内定、“递条”之类的丑闻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