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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一梦——被收编的梦想
4月24日，教育部向广东省政府发出通知，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同时要求该校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依法办学，遵循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此前，南科大在未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情况下，自主招收了40多名学生，并且这些学生放弃了高考。现在南科大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然而，这对为改革而生的南科大来说，究竟是突破还是败退，尚需拭目以待。[详细]
第251期
- 2012年4月26日 星期四
- 中国网络电视台评论频道出品
- 责编：冯超
南科大的出现一直贴着教改的标签
2007年，深圳特区政府开始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决定参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计划将其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特区和教育改革联系起来，注定南科大的就是为改革而生。而后，经过历时一年的全球遴选，朱清时从2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2009年教师节，正式成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
南科大一系列筹备工作的确是在走不寻常之路。朱清时承诺，南方科大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将是世界先进水平，即使基础课，也都请最优秀的大师级人物来讲。从全球遴选校长，到高薪聘任知名教授学者，“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授学位”，一些列口号及举措无不与教育改革应对，社会对南科大寄予希望，也怀有质疑，但南科大肩负起了为高等教育改革探路的重任。
而内忧外患的阻力注定改革路不畅
怎样建成一个好大学？这个问题恐怕朱清时也没有准确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教育改革阻力重重。从筹建之日起，南科大的符号意义就非常鲜明，面对高校改革困局，公众既把南科大看做有无突围可能的标志，又更希望从南科大的改革中，探索政府、社会、大学三者的关系。
从内部层面来看，南科大虽然打着“一步到位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但其筹备工作是在不断遇阻中展开的，从教学场地、员工工资，到管理体制、教学规划，都是在探索，“特批”这个词也伴随南科大改革。外部层面，南科大是由政府主导的，但国外经验表面，政府出钱并不意味着行政化，南科大的改革，其实也是在进行着一种博弈，政府对这样的先行军必然保持谨慎，而大学又想有更多自主，但很多举措的实施又不得不依靠政府。而社会的认可才是改革成功的依据，南科大按自己思路冒险招生，第一批45人是其宝贵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认可，45个“小白鼠”依旧前途未卜。建校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和社会的阻力或隔阂使得改革注定不畅。
终获“转正”让教育改革得以为继
对于一个为改革而生的学校来说，南科大筹建四年，才获得教育部门一纸批文，招生资格姗姗来迟。政府的表态，一方面是对南科大改革的肯定，也表明南科大在现有体制内，腾挪空间有限。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正式招生的资格，改革可以真正启动了。
教育部发言人续梅说：“对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并进行高等教育的一些改革、探索，教育部是积极支持的态度。”然而，随后续梅在记者会上再次谈及南科大时，虽然依然重申“大力支持”，却意味深长地说：“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后来经过争取，教育部允许南方科大与中科大联合招生，这已经是为改革试验开绿灯——以往，尚在筹建阶段的学校，连联合招生的资格都没有。南科大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开展，但不管怎么说，具备正式招生资质是最基本的，否则，进一步改革无从谈起。
想要自主招生，却未能避开高考命门
朱清时说认为，少年班是中科大最成功的模式之一，少年班招收高二的学生，跳过了高三的强化考试，即避免学生由于备战高考受到不良影响，而南科大也要借鉴这一经验，挑选真正的人才予以培养。
但面对首批45名学生被要求参加高考的尴尬，朱清时的模糊表达，无疑表明他承受了巨大压力，外界看来，参加高考意味着妥协，意味着失败。南科大自然也清楚，虽然最后他们拒绝了政府要求其参加高考的“好意”，45个学生的命运很可能被高考左右，学生潘登说：“我觉得说白了就是教育部门在反对我们的改革。”学生程齐家则认为：“如果参加高考，就是对改革的背道而驰。一旦高考这个事发生，就意味着这场改革被颠覆了。”
而今年的招生，据分析，南科大已经失去了考前自主招生的时机，自主招生与高考脱钩可能性已不大。如果通过高考招生，究竟是向体制投降，还是变通？
想要教授治校，却必须配备官员理事
在朱清时眼中，“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弊病。为了“去行政化”，他决定利用特区立法权，以现代大学管理思路，制定一份《南方科技大学条例》，为学校以“教授治校”运转保驾护航，但南科大自己的管理规章迟迟未出。
2011年7月16日，南方科技大学召开首次理事会。出席南科大首届理事会的20名成员中，一半是厅局级以上官员，由深圳市市长许勤出任理事长。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政校分离、管办分离”的要求，南科大建立理事会作为学校的外部治理机构。理事会是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审议和决定有关学校的重大问题。作为拥有办学自主权的学校，副校长应由校长提名，理事会任命。但由官员占多数的理事遴选，再交给校长提名，等于校长的提名权被架空了。朱清时以前跟政府达成了协议，让政府派两位行政副校长，但副校长险些有了行政级别。去行政化似乎并不完全成功，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改革所必须妥协的，但这也有回避改革重点的嫌疑。
想要自授学位，却不能逾越相关规定
教育部批准南科大的建校通知中说明，“南方科技大学应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依法办学，遵循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
在现有制度下，自授学位是《学位条例》所不允许的，通知特别强调“学校新专业的增设和专业结构的调整，应按照我部有关规定办理”的描述，也表明南科大在专业及学位上的自主性大减，自增专业或自授学位之举都会涉嫌违法，南科大很难越过这一点，改革陷入僵局的风险加大。
究竟是不是“招安”仍待观察
当然，在法律意义上，南科大刚刚建立，我们不能断定其改革探索的失败，真正的考验刚刚开始。判定其成败与否要对比建校初衷，看其是否履行了当初的诺言。从现在的情况看，南科大的改革总体上是是一种进步。
如果南方科大按照现行制度，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一步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要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至少要二三十年。但我们可以看到，南科大虽然没有一步到位，但的确是各种“特批”的宠儿，8000在校生的招生规模也符合当初规划，南科大已经逐渐成型的教育理念和师资力量也的确不可小视。现在南科大成为合法的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机构，已经具备进一步的改革基本条件，南科大的自主权正在发挥作用，但只有达到用自主权撼动制度变革，而不是止于依靠与制度相斥的“特批”，才能说明改革是成功的。
改革缓慢并非都是政府的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南科大还是被行政化了，但现在看来，这是有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并且南科大改革缓慢并非完全是体制障碍，其实与其自身改革理念或具体措施的偏差也有很大关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但三人由于朱清时校长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于2011年初先后退出。
他们的退出也暴露出南科大自身的一些问题，南科大的管理团队不够完善，学科框架和学术团队也定位不明，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问责机制尚没有到位。负责人鼓励学生“反对参加高考”，以及“高校去行政化”、“教改实验班” 等口号与改革的实际不甚符合，更像是被舆论裹挟，博取公众非理性的同情。这些问题并非是外部阻力，而是南科大自己需要反思并可以加以改善的。
妥协或是以退为进 要予以包容
就像深圳的改革开放进程一样，教育改革必然也是在妥协中谋求突破的，南科大被批准后，朱清时说：“这是南科大建校史上特大的事情，很值得高兴”。南科大筹建时时喊出的去行政化口号寄托了太多人的希望，高调办学、自发文凭、拒绝参加高考等行为，虽然为南科大赚足了人气，但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举一动被过分夸大。
毕竟南科大的改革不可能完全摆脱现有教育体制。尚在起步阶段的南科大想要直面冲击，无异于以卵击石，虽然南科大效仿西方高校设立理事会，但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办校资源。南科大初使办学，最缺的是资金和政策支持，而这些都依赖于政府。改革若要持续下去，都以学校得意存在为前提。为避免学校夭折，将理事会的半数席位留给官员，正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暂时的妥协不等于失败。
可能南科大的每一个决策都饱受争议，但就在这种争议氛围之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气象才有可能出现。
投票调查
毫无疑问，南科大改革，无论是壮心不已的朱清时，还是意气风发的学子，以及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关联方，都在承受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但这些压力，源于中国全体民众的企盼，教育改革，已经让我们等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