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y是谁？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据视频资料显示，Kony是乌干达境内“圣灵抵抗军”的领导者，这个组织于1987年组建，是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他说自己是奉圣灵的旨意去杀人，并将以《圣经》的十诫来统治乌干达。Kony还犯过什么罪，除了煽动民族仇恨发动战争之外，其领导的军队90%是由未成年人构成的，部队通过绑架等方式强迫3万多名儿童加入军队，并对其进行洗脑。视频介绍到，军队曾经强迫这些儿童杀害自己的父母以保命；曾残忍地摧毁儿童的肉体；曾让200余万人无家可归。而影片中得救的那名少年，只能说他是万里挑一的幸运儿。基于这些，Kony是排在国际刑事法庭通缉令的第一位的罪犯，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对其的痛恨和指控更是真心诚意。在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组织“Invisible Children”所制作的海报中，Kony要比本拉登、卡扎菲等人排名靠前。

但质疑的声音也是水涨船高

      但总归有人是冷静的，他们开始思考整个事件的真实性。据英国《卫报》的报道，一名身处乌干达的记者说，30000到60000并非圣灵抵抗军所有娃娃兵的数量，而是其近30年间总共绑架儿童的总数。也有的记者提到，现在就连Kony的生死都是一个谜。这种说法更是得到了乌干达政府的证实。
       对于短片和“Invisible Children”，也有人给出了不同的观点：“Invisible Children”是一个由前媒体人和前金融工作者为首脑的CEO，其普通成员也多为媒体从业者少有公益项目从业者，这样，他们更为注重的是关注度。有人也从其官网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该组织去年收入达到880万美元，统计报告显示，25%的收入被用于了全球旅行和短片制作，只有30%左右被投入到具体的项目中。其他网站的透明度评估中，“Invisible Children”的表现并不好。

它有什么本事能做到一呼百应

       “Invisible Children”本身就是一个NGO组织，其所倡导的自由、正义、人权等价值观能引起世人的共鸣。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更是人道主义、慈善观念等。
       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共享精神在全世界网民之间开始发酵，人们动动手点一下转发按钮，或者加上去几句评论，经济宽裕的用网银汇一些款，似乎完成了“为他人说话”这样的过程。替非洲有可能受难的人说话，也就是为自己说话。提醒世界去消灭罪恶，毕竟不是什么坏事。

它能不能得到政府的青睐？

      NGO的行动往往被看作是民间行为对政府行为作出的补充，只要其行为合法，政府一般并不会过多干预（包括正面干预）。更多时候，政府也乐于给NGO组织一些低息、免息贷款。NGO的经费使用是否不当，是由美国财政部、国税局决定的；判断NGO吸收善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则是司法部门的任务。
       民意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从先前的案例来看，结果并不乐观。2005年，有一个名为Live 8的盛大活动，呼吁G8在2010年之前将对贫困国家的援助提高到500亿美元，其中一半给非洲国家。而在随后召开的G8峰会上，各国首脑也承诺要有所行动。但行动最终仅仅限于首脑们的口头。而这个视频却告诉我们，声势浩大的“Make Kony Famous”（让科尼臭名昭著）活动最终让奥巴马在同意出兵（作战指导员，并不直接参与战斗）的文件上签字。这样的决定与美国一直倡导的人权至上等价值观不谋而合，况且这样的军事援助对于美国来说根本算不上负担。

依靠政府？不，他们更相信自己

      视频还告诉我们，“Invisible Children”曾做过无数次的努力，希望得到国内议员的重视，但都是徒劳无功。在海外战争屡屡失意的情况下，再以超级大国的姿态插手他国事务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行为——即使乌干达真的存在人道危机。美国习惯于“管闲事”，但并不至于什么都要管。
       虽然“Invisible Children”对于美国政府的表态似乎十分兴奋，但它并未将继续影响政府决策作为行动新的目标，影响美国远不如影响非洲国家政府来得有效。“Invisible Children”继续寻求民众的力量，扩散Kony的恶行。不管视频内容的真伪，凝聚全球的力量去消灭非洲大陆上的罪恶本身就有着充足的合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有这种力量。

社交网络能让大众的意见广为传播

      有种说法认为，坐在电脑屏幕前只知道转发和敲下感叹号的人们，对整个事件的解决毫无帮助。的确，他们没有像“Invisible Children”的组织者那样，给各种大人物拼命拨打电话。但在那个网络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这些人连Kony是谁怕是都无从得知；从人道的角度来说，每一次转发就挡下一颗子弹，也绝非天方夜谭。
       一段时间以来，默多克集团的“窃听门”等大事件，也让大众媒体的公信力逐渐下降。有观点认为，真正的言论自由状态应该是每个人都享有可以直接表达观点的渠道和途径，而不是少数精英的声音经过媒体的过滤才能发出去。恰恰，社交网络的出现，给观点的表达之路铺上了红毯。eBay公司创建人Omidyar曾说：“力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无论身处何处都将走到一起，使用Internet，颠覆他们参与其中的活动。”数十亿网民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换意见，当生命、人权等价值观统一的议题被摆上桌面，群众意见自然会大范围趋同。“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网民情绪的表达并不仅仅是为他人伸张正义。

唯有自由选择，民意才有价值

      民意的价值、民意的力量在于选择。Kony一事告诉大家，真正的言论自由绝非探讨问题时的面面俱到，而在于人们有着片面选择，片面相信的权力，只要这种选择没有触碰法律的边界。新闻作为一种商品，能否面世、如何面世理应取决于媒体把关人的掌握，而这并不与新闻自由的原则向冲突。
       舆论的力量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或许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允许人一呼百应更允许人顶着舆论的压力发出质疑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人际传播最为正面的力量和意义。在鸡蛋里挑骨头，给被“万众齐呼”迷住眼睛的民众敲响暮鼓晨钟，同时推动民意健康、理性地前行。政府更愿意与这种良性的民间力量进行合作。如果可以让更多藏身于黑暗的罪犯无所遁形，那么大众传播就真正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