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无宿怨的两支队队竟能爆发冲突

    稍微关注世界足坛的人都懂得，“生与死绝对不是最遥远的距离”，巴萨与皇马、国际米兰与AC米兰、北京国安与天津泰达等豪门之间球迷的距离才是最遥远的。但在此次骚乱中爆发冲突的两队球迷，从历史上看，并无针锋相对的理由和传统。
     阿赫利是埃及拥有最多荣誉的球会，夺得32次甲级联赛冠军、34次埃及杯冠军。5次夺得非洲冠军联赛冠军，2次夺得非洲超级杯冠军，并当选为非洲足协20世纪最佳俱乐部，是非洲最佳俱乐部。而其对手马斯里队仅仅夺得过一次埃及杯冠军。两队的实力差距可谓天上地下，自然不具备触发恩怨的条件。同时，阿赫利队位于首都开罗，马斯里队则位于塞得港，自然不存在竞技体育中“同城德比”间水火不容的关系。

带刀入场，安保如此形同虚设

    足球场作为人群聚集地，其安保要求一向极为严格。中超赛场对于球迷所携物品的管制就较为严格，据报道，虽然联赛水平一般，但安检标准却与北京奥运会等同。球迷入场观赛需经X光机检验和人工徒手检验两道程序，曾有现场观赛经验的球迷表示，就连饮料瓶都无法被带进南昌赛区的体育场。在所有场馆，能够投掷的物品均被视作违禁品。
     但从骚乱现场图片可以看出，双方球迷均在看台上放火焚烧座位，并互相投掷杂物，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主队球迷可以持刀、棍棒入场，对于凶器的管理失效，直接导致了74名客队球迷的死亡。据BBC报道，这场足球暴力爆发时，球场的防暴警察多数袖手旁观。但是，冲突发生之后，没有看到警察出现在街头。在随后的打斗中也找不到警察来加以制止。

形势失控，演化成了一次政治事件

    球迷骚乱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此前，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南美，球迷闹事的形势都会为警方在短时间内控制。但恰如前文所说，此次埃及骚乱，警察的表现并不合格，玩忽职守的态度也引发了各界的猜疑。联系到埃及社会政治动荡的现状，此事转化为政治事件的结论并不难做出。
     法国《队报》称，埃及现任领导人之前不久还指责前总统穆巴拉克的暴力统治，但现在很快球场上便发生了这么惨痛的悲剧；意大利《米兰体育报》埃及相关评论员称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暴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这说明了在这一‘大屠杀’后面有一个不可见人的阴谋，也可见政府部门玩忽职守。我们猜测这可能是有些官员对一些要求革命、使他们停止行使暴君权利的民众的惩罚。”

    无论怎样解读此次骚乱事件，双方动手的源头毕竟还是这场富有争议的足球比赛。据媒体报道，阿赫利队长得到的一张红牌，或许正是导致这起惊天惨案的导火索：当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75分钟，加利累计2张黄牌被罚下场，阿赫利队无力扭转败局，令随阿赫利来到客场的球迷极为愤怒，加上当时马斯里主队球迷大肆疯狂庆祝，并不断对阿赫利球迷进行挑衅、嘲讽与辱骂，更加剧了阿赫利球迷的仇恨，于是他们对主队球迷进行回击。

    可以说竞技体育正是随着人类“好斗”的基因逐渐发展壮大的，只不过人类为了保证族群的生命安全，才赋予了各种竞技项目不同的规则，“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一刻都没有被遗忘。但对于职业竞技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投身其中，各职业队伍也就成了人们雄心壮志的寄托。人们对自己母队的热爱可以超越国界、种族，进入一种“死心塌地”且“无法与他人言说”的状态。无论是英国足球流氓还是响彻工体的京骂，都是球迷情绪的极端体现，这种行为姑且可以算是正常现象。

体育是个“安全阀”，但不应承载太多意义

    1995年，中央电视台《体育沙龙》播出有关“体育暴力的背后”的专题节目。特邀嘉宾周继明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体育场出现的暴力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我想用一个比喻，它很像是一个高压锅的安全阀，如果整个社会像一个高压锅一样，那体育场、足球场是高压锅上安全阀，如果这个安全阀出了一点事情，应该说对整个社会的安全是一个宣泄，反而社会变得更安全。”事实上，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安全阀理论”。也有人称其为体育的麻醉效用，体育有限地消解社会矛盾，对各方均有好处。
     无奈，现代体育从诞生之日就承载了过多的意义，无论竞技本身还是体育迷们的心理都曾被人加以利用。希特勒具有比其他纳粹党徒更远的眼光，他任命自己为柏林奥运会总裁，总揽奥运会的一切事务，从场馆建设到宣传攻势到夺金计划等等。战场策源地成为奥运会举办地，称其为体育史上的悲剧也不为过。
     除政治意义之外，体育仍然在被种族主义者滥用，。有研究指出，当竞技体育变得全球化，运动队伍在世界范围内征纳队员时，在竞技体育领域将会出现许多种族和民族方面的新挑战。只要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竞技体育文化、竞技体育组织、竞技体育制度、观众以及运动员中仍存有立足之地，那么在竞技体育领域中肃清种族主义余毒就仍旧任重而道远。而这一问题，绝非是给球童穿上“反种族主义”的球衣这种面子工程就能解决的。

会给各种力量利用体育滋事的机会

    一场体育比赛的失控，会造成多严重的后果，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的6日战争就是很好的例子。6月，墨西哥世界杯中北美洲最后一席出线权的争夺在这两个邻国间进行。第一轮，萨尔瓦多客场0∶1告负，球员将失利归结为裁判被收买、主队球迷的噪音和石头骚扰。一周后，萨尔瓦多主场作战，双方球迷开始相互羞辱，后升级为街头暴乱。6月26日，萨尔瓦多宣布断绝与洪都拉斯的一切关系。7月14日黄昏，萨尔瓦多发动真枪实弹的“足球战争”。 当然，战争爆发的背后是两国对于移民政策的分歧和各自国内积累的矛盾，球迷骚乱自然是政治力量“滋事”的好时机。
     而埃及球迷的骚乱上升到流血冲突再到球迷被殴致死，人们很难将这样的惨剧从埃及国内的形势中剥离出来。经历动荡才诞生的政权，根基不稳，反对势力为了生事，故选取体育运动作为突破口，这固然是多种评论声音做出的判断，但体育从“安全阀”转身变为“发泄器”，是每一个热爱和平，热爱体育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