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工厂最早提出于19世纪

     “血汗工厂”（sweatshop）一词最早于1867年出现于美国，最初用于描述英美国家制衣厂商实行的 “给料收活在家加工”的制度。这种制度大致出现于1830年到1850年之间。当时毛衣的生产是由中间商将工作分给家庭作坊式的个体户（sweatshop）承包。这种制度下的工人往往具有较艰苦的劳动条件。1850年，查尔斯•金斯利在《廉价服装背后的肮脏》中较早描述了这种状况。在这种制度中，中间商似的存在使得小作坊的工人们保持孤立的状态。这些工人不知道他们确切是为谁做工，因此也无法与雇主谈判，而另一方面，中间人却可以任意选择把订单承包给谁。金斯利断言，中间商会尽量选择诸如爱尔兰移民、妇女或儿童以压低工资。这种形式在人口快速增长，移民众多的城市流行，如纽约、伦敦。
     后来，这一概念开始扩展到所有符合“工资低、强度大、环境差”这类描述的工厂中。20世纪初，泰罗制这种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当时却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工会和社会工作者说泰罗制把工人变成了奴隶，让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血汗。1911年，纽约三角衬衫厂发生火灾，146名工人死亡。此事很大程度刺激了公众神经。此后，随着劳动法的不断完善，“血汗工厂”越来越少。20世纪后期，有关“血汗工厂”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血汗工厂”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

     虽然“血汗工厂”一词已经出现超过一个半世纪，然而它始终不是一个严肃、明确的概念。一般来说，“血汗工厂”中工人工资低，工作强度大，连续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不佳，甚至危害健康，同时还可能伴有雇佣童工、贩卖或使用奴工等现象。不过这些描述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符合其中的几个条件算“血汗工厂”，“血汗工厂”工资低，那么多低算是血汗工厂？例如，美国规定的最低时薪是7.25美元，然而这一标准放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中等水平的工资了。最近《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血汗工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于直接地照搬了美国人较高的工作和生活标准。
    

“血汗工厂”的状况没有那么差

     说到“血汗工厂”，读者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的压抑场景。事实上，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以最近外媒大幅报道的富士康为例。纽约时报报道富士康员工每周工作六天，日薪不足20美元。按日薪20美元计算，月薪约500美元，折合3000人民币以上——城市中下层上班族也不过如此。这还不包括富士康免费提供的住宿等。以为富士康员工说，“外面的工资还没有富士康多，而且工作更累，根本没有休假的，这里一周还能休息一天，还有年假和带薪假”。
     即使是其他的制造业企业，哪怕是富士康一半的工资额，也远远超过终归法定的最低工资。在柬埔寨、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国家，那些被指责为血汗工厂的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当地平均收入水平的两倍。——其劳动力的低价只是相对发达国家而言。
    

待在农村更没有出路， “血汗工厂”改善了工人的状况

     不仅如此，更应当指出的是，大多数在“血汗工厂”打工的工人，来自于农村。多数农村人放弃务农走向城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的工厂再累再苦，收入也比在农村要高。2009年，中国农村人均收入7115.57元，平均每月不足600元，这还是包括了不少农村较富裕地区和在外务工农民收入的平均结果。可见留在土地的农民收入何等之低，如果不是这些“血汗工厂”农民的生存状况只会更差。有人采访山西煤窑的童工（虽然这不太道德），他的日薪是40元，即使如此，这也高于农民的平均收入。
     在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反血汗工厂活动也导致了负面后果。在孟加拉国，有一个由一家德国公司经营的几个“血汗工厂”倒闭，导致数千在这些血汗工厂工作的孟加拉国儿童事业，转向卖淫、犯罪，或饿死。在尼泊尔，地毯制造公司关闭了一些“血汗工厂”，造成数千尼泊尔女孩转向卖淫。
    

廉价劳动力决定资本向这里流动

     较近的关于“血汗工厂”的报道，普遍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诸如越南、孟加拉国、洪都拉斯、印度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这并不奇怪。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水平落后，工资水平较低，于是形成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企业家不用刻意压价，就可以以更低的成本雇佣工人，于是投资者就乐意向这些地方投资，把大量的劳动力需求高的企业建设在发展中国家，以利用低价资源压低成本，同时还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机会。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比较优势所在

    即使不考虑外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出现“血汗工厂”也是比较自然的结果。任何个体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必然会考虑自身的比较优势。例如，耐力好的人应该去比赛长跑而不是短跑。发展中国家由于先天的落后，企业在产品的技术和设计上面往往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有不小的差距，在市场上没有优势。但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有较廉价的劳动力，可以在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上，利用较低的成本，取得低价格的优势。从而在国际贸易中保持进出口的均衡。
    

     长期来看，血汗工厂仍然不是一种足够好的模式，那么应该如何进一步改善？

也应重视基本人权的保护

     虽然“血汗工厂”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没有问题。某个从有这个词开始就有的问题，始终不可能完全解决。工厂中太差的劳动环境，缺乏劳动保护，带来职业病的健康隐患，甚至火灾隐患，在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地方仍然是普遍现象。如石英矿的二氧化硅粉尘，制鞋业中含苯的粘合剂等等。这些因素往往会在工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危及工人健康甚至生命。加强对企业在这方面的监管仍然是必要的。
    

工会应当完善，但也不是终极之道

    贺卫方教授在微博上提出，“中国没有独立工会形成对资方的组织性压力是导致富士康肆无忌惮的重要原因。”按照这种思路，如果组织起合理有效的工会，就能改变这种状况。事实上，中国的工会确实是相当不完善，在一些国有企业中过于依附于党委，而在一些私营企业中则几乎没有组织。因此，完善工会，增强工人与用工方谈判的权利确有必要。但是，在劳动力价格总体不变的前提下，这种改善空间有限。提高工资增加了企业成本，就削弱了企业竞争力，反过来可能危及工人。如果资方选择去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开厂，则这些原来的工人更可能会面临失业。
    

仍需静等经济转型，韩国和台湾是成功的范例

    30年前，韩国、台湾、香港也曾遍布“血汗工厂”，然而如今，它们都已经基本完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血汗”不再。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亨德森研究员将其归结为工人技能的提高和企业家资本的积累。事实上，只要处于全球贸易的产业链中，这种转变是迟早的，劳动力价格会以缓慢的速度提高。“血汗工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要一步，不必急于去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