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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湖南株洲市房产局原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在“双规”期间,写下了3300多字的悔过书,引经据典、文采飞扬。在此前的报道中,人们也发现,通常讲话索然无味的贪官们,写起悔过书来却都变成了才子。但无论怎样华丽的辞藻,都无法掩饰贪官们自欺欺人的心理。悔过书中悔意不足,也成了网友们质疑最多的硬伤。[详细]
第205期
“对不起”、“我错了”、“很后悔”等是贪官悔过书中必备的基础用词,一篇合格的悔过书,态度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们所“对不起”的对象大到党和国家,小到妻儿老小,细到自己管区内的老百姓。虽然读者们不一定会认可文章中所体现出的“痛改前非”的精神,但对于贪官来说,表面文章必须做足,无论是做官时还是坐牢时。贪官浸淫官场文章多年,“流泪体”应用文必须手到擒来。
倘有面对镜头“直抒胸臆”的机会,憔悴的面庞和满脸的泪水也是必不可少的道具。在足坛扫黑的节目中,谢亚龙的满脸沧桑、杨一民的“夜晚惊醒独流泪”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悔过书的作者们也一直在追求着同样的效果。安徽巨贪王昭耀就说:“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日子里,经常趴在铁窗前流泪,感慨人间的酸甜苦辣。”
人人都有朋友,官员也不例外。但在悔过书中,给贪腐打开了口子的正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如同魔鬼一样,将“本质上不坏”的官员拉下了水。文强如此描述自己的朋友:“我是被下了几个套:老板下了套,我糊涂钻;部下下了套,我勇敢钻;女人下了套,我乐意钻;朋友下了套,我仗义钻……”。
据人民网评论,悔过书的剧本中共有三类朋友角色:一是“权友”,为了“搞好关系”乃至“更上一层楼”,这类朋友至关重要;二是“钱友”,钱权交易是联系官商友谊最好的跨海大桥;三是“色友”,二奶、情妇的目的无需多言,“情妇反腐”被人津津乐道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凡是文章大抵都有中心思想。既然已经身陷囹圄,说什么交友不慎自然显得诚意不足,开展自我批评才是关键内容。因受贿获刑15年的湖北恩施原市委书记吴希宁,在其悔过书中称其犯罪的主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错误的权力观、盲目攀比、骄傲自满。总结起来,所有的悔过书的“精神内核”就是贪官们的自律性太差。
王昭耀就写道:“看到老板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潇潇洒洒生活,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吃亏了,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 四川省彭州市委书记、成都市司法局局长的陈家荣也写道:“监督,在我这个市委书记面前只是一句空话……唯我独尊的感觉让人上瘾。”外部监督不力、自我约束失效,行文必然落笔于此,无一例外。
悔过书也有范文,一篇好的文章也会引来他人的抄袭。“文贼”可谓写字者的大忌,更何况悔过书要在公开媒体上发表。据《检察日报》报道,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绍仓(正厅级)的悔过书,涉嫌抄袭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朱福忠的悔过书——《“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这样的行为,怎能让人看出悔过的决心呢?
与之相比,这位可以引用康德诗句的女官员则显得高端了许多。而对于一般官员来说,将自己的经历白描出来,就足以搏得众人眼球,但显然,很多时候,写作内容的取舍并不自由,有话不能说,情感表达必然虚情假意。
对悔过书这种文体的精神没有深刻领会,也是众多官员的弊病。《长江日报》在报道“文强悔过”之余也注意到,其内容不外是怀念着昔日风光,抱怨着官低俸薄,祈求着组织原谅,并在字里行间却嗟叹着运气差。王昭耀也写到了“我在安徽工作了37年,走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田间地头都曾留下了我的身影”。
悔过书成了功劳簿,在贪官们洋洋自得地炫耀政绩之时,我们不要忘记,一名没有正确政绩观的官员,到底能给地区发展、民生改善做出多大的贡献呢?为了在审判中搏得“认错态度良好”的印象,他们必须记下自己的另一面。但从司法实践上来看,悔过的官员大多没有得到“从轻发落”的待遇,文字再好,也写不出自首或者立功情节。
曾任安徽省阜阳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尚军在其“忏悔书”的开场白中就说:“几个月来,在检察院的领导和办案人员的教育和帮助下,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危害性。”这样的表述不免过于虚伪,有网民就质疑说,作为担任中级法院院长的官员,居然认识不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危害性”;总结犯罪的原因时,她列举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平时放松了政治学习”,但她的下属却说,尚军落马前“逢会必作报告,逢会必讲政治”,所谓“放松政治学习”不过是个借口。
假大空,一直是官员作文的弊病,在悔过之时亦是如此。反思自身不从细节出发,大谈人生、谈哲学,绕弯子——“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多年培养”、“放松了政治思想学习”、“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百姓”之类的废话连篇。大家不相信悔过书上的事实,也不愿意相信官员的悔意。
阐述过错,警醒世人,是悔过书存在的意义。但对于许多官员来说,他们更愿意研究如何写就一篇感人肺腑的美文。有的悔过书用大篇幅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倾诉了自己对妻子、孩子的悔意,看上去有血有肉,读起来令人感同身受。而安徽巨贪王昭耀在采访时也说道:“村食堂发了一个窝头,母亲舍不得吃,留着给从县城放学回家的我吃,自己则吃树皮和草根。” 说到这里,王昭耀声音哽咽,流下了眼泪。
但“红网”曾对此评论到,“可惜的是,王昭耀的泪水,没有一滴是对着人民群众的”。的确,贪官的眼泪打动不了法律的威严,更打动不了普通百姓。悔过书不是“感动中国”的颁奖词,说到底,他的作者还是一名触犯了刑法的罪犯。
《南方周末》曾这样评价悔过书的写作“他们写下‘悔不该忘记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忘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些句子,也不排除出自应付甚至‘恶搞’的心理。”自知无力回天的官员将悔过书应付了事,而民众津津乐道的也是某份材料中所透露出的官场八卦。《长江日报》就曾认为悔过书的“娱乐意义大于教育意义”。
在北京大学一个叫《3+1各自表述》的行为艺术展览中,文强的悔过书被艺术家金锋作为作品的一部分刻上石板(整部作品多达两万多字,均为贪官悔过书),铺于地面,置满一室,供观者阅读踩踏。金锋本人称,“中国没有自源宗教,缺乏对话灵魂的传统。”显然,公众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样一种娱乐化的表演,而应当是“我手写我心”,但面对毫无诚意的敷衍,我们能做的或许只剩下恶搞、娱乐了。
据报道,江苏南京、广东佛山等地的检察机关,都曾将其查办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当事官员的“忏悔书”等编制成册,分发给干部传阅,作为反腐倡廉的“反面教材”。但这样“假大空”的教材又能有多大的反腐震慑力度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有些官员仅仅把它当做一个程序,和他的日常工作一样,就连悔意也不见分毫。原广东高院院长麦崇楷在被调查初期,写了十多份悔过书,最为典型的是长达13页的《我的反省》。在检察机关开始讯问后,麦崇楷却拒不承认犯罪事实,试图翻案。悔过书不应是官员为了应付调查所准备的缓兵之计,当作文之人面对的是权力机关而非自己的、民众的心灵之时,写出一份触及灵魂的悔过书,自然是天方夜谭。
他们的悔过一直在进行,只不过他们的悔过仍旧没有“对人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