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认为记者是高危职业

2月22日，两位战地记者被证实在叙利亚丧生，舆论一片哗然，在对这两位英雄记者表示哀悼的同时，“记者是高危职业”的判断再一次此起彼伏。记者真的是高危职业吗？在中国，记者真的算不上高危职业，但却有很多人认为记者是高危职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知落差呢？[详细]

遇难的著名美国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

第213期

2012年2月24日星期五
中国网络电视台评论频道出品
责编：喻涛

从世界范围看，记者行业有一定风险

     每年，几个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以保护记者权益为目的）都会给出他们的统计数据，各组织的数据虽略有不同，每年全世界殉职的记者为100人左右。以去年为例，就有三个不同的统计数据。“新闻问题运动”组织的统计是，2011年至少有106位记者被杀害；“记者无国界组织”的2011年年度报告则显示，2011年全世界被杀害的记者为66名；“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是，2011年全世界共有43名记者被害。截至目前，“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统计是全球有5名记者遇难。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展江认为，从事记者行业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记者殉职事件基本发生在两类地区，一类是战争战乱地区，另一类是处于转型期的国家。这次遭遇不测的两位记者，都是战地记者，殉职在战乱的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等都属于第一类战乱地区，2007年世界遇难记者一半以上发生在伊拉克，而伊拉克战争发生以来，至少有207位记者丧生于此。1994年百余位记者殉职，一半以上发生在卢旺达，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那一年。
     在被称为“记者的坟墓”的墨西哥，每年有十来位记者丧生。这些记者被当地毒贩黑社会所杀害，他们揭露毒贩的犯罪行为为其所痛恨。而墨西哥属于转型中的国家，新旧秩序青黄不接，许多毒贩黑社会很是猖狂，政府却无能为力。2011年，在墨西哥至少有这项统计的12名记者被害，与2010年一样高居此项统计的首位。之前高居首位的国家，是同为拉美国家哥伦比亚，菲律宾、俄罗斯等国记者也是时有被害。

中国十几年来无一记者因为职务行为被杀害

尽管中国同为转型中的国家，但在记者人身安全方面却比其他国家好很多。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公开报道的记者因职务行为所导致的绑架、重伤、暗杀致死事件一宗也没有。去年轰动一时的河南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被害案，人们一开始怀疑与其关注地沟油遭报复有关，然而案件侦破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2007年1月9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一名新近入职的叫兰成长的人在大同市浑源县一煤矿被人打死，一开始许多人认为“记者”兰成长因从事舆论监督而殉职。但实际上他不是去做真正的采访、而是为报社创收引发冲突身亡的。2010年6月24日，时任《财经》杂志编辑的方玄昌当晚在回家途中遭袭，这是因其学术打假遭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指使他人报复。但方的伤势并不是很重，更无生命之虞。还可以列举出很多记者受害的事件，比如南都记者被砍手指事件，实际上却是其前女友雇凶所为。或许几天前前往朝鲜采访的环球网记者因病而逝可以算一例，但其死亡与职务行为很难说关系有多大。

在中国，记者根本不是高危职业

与同样的转型国家相比，中国记者的人身安全好很多，十几年无一人因职务行为被杀害，算不上高危职业。有人说，记者是除了军事职业和矿工外，最危险的职业。这个判断很难成立，就拿卡车司机来说，每年十万司机中因车祸死亡者达43人。高空作业的民工也是个危险的行当，间或有民工坠亡的报道，虽无具体数据，其危险性显然不是记者能比的。
另外，中国最著名的揭黑记者王克勤的职业经历也能说明些问题，因为从事调查报道，王得罪很多人，曾有人扬言出500万买他的人头，但十几年来，王克勤的人身安全几乎未受损害，唯一的例外是在山东临沂受了点轻伤。与类似国家的记者面临职业风险相比，中国记者算不得高危职业。与其他职业相比，中国记者也算不上高危职业。中国最著名的揭黑记者十几年未受人身伤害。结论就是：在中国，记者根本算不上高危职业。

战地记者常常牺牲在战场。

中国著名战地记者闾丘露薇，她被誉为“战地玫瑰”。

把工作中遇到困难与职业危险混淆

事实表明在中国，记者不是高危职业，这并不等同于说记者是个轻松的活，在工作中，记者会遇到各种困难。比如，被采访者不配合甚至不接受采访，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手段阻扰采访等等。这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但从事各行各业都会遇到其特有的困难，克服困难的技巧和能力正好显示出一位记者的水平。
很多人把记者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当成记者是高危职业的论据，这显然是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记者职业高危混淆了。这种混淆很大程度归功于媒体自身的渲染。

媒体对记者遇麻烦有闻必录

“记者采访受阻，XXX竟打记者”之类的标题时有见诸报端，而且是头版加配大图片处理。基本上，只要记者与人发生点小冲突，都能做类似处理，也不管当时记者自身有没有错。媒体如此突出报道，自然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正义感，为捍卫公共利益在所不惜。然而，事实或许没那么简单。这样的处理很容易博得普通百姓的好感，讨好百姓发行量可能会往上涨，背后的广告效益跟着也会涨，这样一算，这样的处理就成了一笔保准不赔的好买卖。
媒体为了彰显自我的正义感以及背后的利益动机，把记者构建成一个总是遇到各种或大或小的风险的危险职业。媒体的报道总是选择性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断章取义”（没有贬义），是现实的一个切面。媒体喜欢报道一些耸人听闻的趣闻轶事，黑幕丑闻，娱乐八卦等等。所以，媒体构建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往往有较大反差。在媒体的构建中，记者就是一个高危职业。

转型期民众对记者的标签化认知

     民众对于记者的认知，两种较为常见。其一是认为记者是良心的守望者，正义的伸张者，嫉恶如仇打抱不平。与此完全相反，另一种看法是记者不过是收红包的，成天有事没事敲诈企业唯利是图的伪君子。
     许多深处底层的民众因为各种原因上访无果，往往会去报社找王克勤一类的好记者。王克勤是其代表，很多调查记者亦是这样自我定位的。几乎所有市场化媒体每天要接待一些递材料的民众，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媒体。王克勤专门安排实习生每天接待来申诉冤屈的各地民众。于是，很多人都把王克勤这样的记者当做救世主一般，并把这个认知推及整个记者行业。
     认为记者是敲诈者的人，往往本身受过记者的敲诈或者身边有人经历过。有一位企业家发微薄表示，自己办企业十几年，从来没遇到过黑社会的敲诈，倒是是不是有些记者上门索要钱财，否则扬言要报道企业的负面新闻，幸好自己的企业正规。确实，有许多记者假手负面新闻，四处搞有偿不新闻，即给钱就不报道负面新闻，有的是为了自己谋利，有的是为了报社创收。甚至有些根本就不算记者的人也谎称自己是记者，到发生矿难的煤矿去领“封口费”。
     在这样的认知下，认为记者极好的会觉得记者要伸张正义必然会路途凶险多多，自然高危；认为记者极坏的会觉得这样的敲诈者理应四处挨打才对，而且真该打。事实上，与其他行业一样，记者这个群体是复杂的，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要用标签来描述所有记者是做不到的。记者承受了太多承受不了的东西，结果或被神话，或被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