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空饷根源在于个人的贪欲

     吃空饷现象绝非什么新鲜事物。“饷”本意指军粮，引申为军人的俸给。所以，“吃空饷”本意是指军官虚报兵员冒领军饷。1838年，禁烟派官员黄爵滋在奏折中说，“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1853年，吏部右侍郎爱仁向皇帝奏称，京师“步军营额设甲兵共两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可见“吃空饷”现象之严重。
      空饷更被代指“不在其位，空享薪俸”的不正常现象。嘉庆十四年，工部书吏蔡泳受、王书常等人，在皇帝眼皮底下，采取假印舞弊、捏造大员姓名等手段共冒领银物14次，总计价值7万余两。清末新政、民国时代，“吃空饷”花样翻新，国民党军队中军官“吃空饷”也是公开的秘密。吃空饷，吃的是国家的财政，彷佛无根之水，谁的碗大，谁的动作快，谁就活得滋润。

金钱刺激出人们无穷的创造力

     有些时候，吃空饷是为了稳定军心，更是一种用于打破不公制度的“创举”：在军队中，绿营官兵（汉军）待遇低下，粮饷不及八旗官兵（满军）的1/3，于是将官通过吃空额来补偿，称为“荫粮”。大量冒滥吃缺，造成军营实际人数严重不足，遇到上级检阅，则临时雇人充数，骑兵临时借马、水师雇寻渔民，蔚为壮观。
       现在，吃空饷的人并不在意自己有没有干活，宁夏同心县人口仅33万，超编2800多有“拿着俸禄不上朝”的“挂职干部”，“轮流”上班的“轮岗干部”，10岁的“娃娃干部”，四五岁的“学龄前儿童干部”；县里有一个仅有三块墓碑的陵园，管理人员却多达20人。同理可见，有些人死了，可他的薪水照常在领；有些人活着，建了几个虚拟人物公报私囊。在无限的利益面前，人们的创造力同样节节攀升。

实质上，这种现象与贪污、诈骗无异

     这位“建小号刷了470万元”的出纳员着实是吃空饷界世人仰视的存在，检方认为他涉嫌贪污。 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是贪污罪。冒领工资就是常见的贪污手段之一。贪污的数额按累计方法计算，对于行为人贪污的数额达到5000元的，就应追究刑事责任。媒体曝光的“吃空饷”事件被冒领的公款少则数万元，多则10万元以上。以伪造工作证明等手段，来骗取国家工资福利，非法收入成千上万，将达到特定数额的吃空饷定性为诈骗也合法合理。
       但可悲的是，据人民网的报道，“吃空饷”清查后，一些单位对外宣称的居然只是每年能“节省”、“减少”财政支出多少多少万。被处罚的没有，等着“邀功请赏”的却大有人在。

信息不对称，“你有我有大家有”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吃空饷的人们偏不信这个邪，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方法和路径欺上瞒下。由于当前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编制岗位的人事制度大多“认编不认人”，当事单位与“吃空饷”者之间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如兼职创业者的岗位多是远离科室的基层中队，闲时兼职，忙时上班，查时顶岗，部门内沆瀣一气之时，单位只怕是睁只眼闭只眼，更甚者另雇他代替其上班。再如长期病假。是否符合病假条件、怎样进行监督检查等往往难以落实，造成部分人员利用医疗福利制度漏洞“吃空饷”。由于监督机制的缺乏，机关单位在人事编制和工资自查方面动力不足，甚至蓄意隐瞒。

人事不透明，编制实名也不管用

     2008年以来，各个地区和部门清查“吃空饷”的主要手段是实名制，意在控制人员膨胀、落实机构编制管理方针，确保实有人员与编制数量和财政拨付三者相匹配。实施伊始，各地确实查出了不少“蛀虫”，但时间一长尽管已初见成效并被总结推广。但是实名制也逃不过时滞性的硬伤。
       实名制面对在编不在岗者会出现政策失效，在广大的基层中，由于绩效统计的缺陷，在编脱岗者不难遁形；对于挂职混岗的“吃空饷”者也是鞭长莫及。更何况，生病住院是“吃空饷”最普遍的表现形式，病假也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健全的医疗鉴定制度相辅，风险小、难度低，这种方式最受人欢迎。编制实名制处于编制审批的下游位置，难以实现科学配置执政资源的目标；部门间权力分割引起利益冲突和协作壁垒，导致协作流程难以完成等。

滥用公权力，为己谋私很方便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吃空饷”不如现在这般猖狂。在计划经济的指挥棒下，集体主义的招牌或许能让人们羞于“动嘴”。
       但在市场经济的转型中，行政官员公仆的形象渐渐淡去，必须参与市场行为的个体公民和为人民服务的公务人员，这两种角色往往要面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利用公权力谋私利的原因自然不必细说。由于行政经费按‘人头’拨付，人不在单位上班，每月的办公费照拨不误；另外就是所得“饷银”并非都落到当事人的袋中，不少是被单位挪用。在大多数地方实行办公经费财政包干、各单位“小金库”林立的背景下，单位对于外出人员的经费无需对上级负责，更不会有着如同美国《官员出行条例》般的严格限制，不少人就与单位串谋“吃空饷”，利益均沾。

英国：整顿财政，树立公务员制度雏形

     英国在温和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形成了现代公务员制度。1780年到19世纪初，英国文官系统进行第一次改革。据《南风窗》报道，当时“文官薪俸参差不齐，收入多寡不等，实职、虚衔和干薪并存等”问题普遍存在；文官录用无常规可据、任凭要人指定、文官系统腐败、渎职和低效。
       财政混乱引起了世人的批评，下院就此督促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提出改革措施：废除闲职干薪，裁减冗员，明确职守；实行统一的等级薪俸制，废除额外收入；实行统一的退休和退休金制度……政府也通过了一些裁撤冗员的法规：政府通过议会立法直接清除了关税和土地税等部门中的一些闲职；将文官薪金由政府各部自筹自管改为议会核定。空饷问题归根结底是财政问题，只有实现财政民主化，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日本《定员法》严格规定公务人员人数

     有法可依是所有财政制度推行的基础，战后，日本先后颁布的调整行政编制的法律、法令及各种法规主要有；《内阁法》、《国家行政组织法》、《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等有关行政组织法规共40余个为限制公务员数量提供了法律根据。
       日本各省厅也规定了相应的《定员令》，以国家统一的总定员法为基础．具体确定部门行政人员编制的原则和数量。对公务员的定员人数，由法律严格规定。1969年的定员法规定职员的最高限额为506571人，不得有任何出入。各部门官员数字的调整需由总理大臣将内阁做出的预算交由国会审议。而政府公布的手册也详尽记录了每个部门的人数，以便民众监督。2000年8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广东省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但这些规定仍然过于粗糙，尤其没有人员定额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