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骗官员何以如此容易？

据《华夏时报》报道，国务院5月23日召开的常务会议发出了明确信号：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面对新一轮投资盛宴，各地方蠢蠢欲动。就在几天之前，一个叫邹斌勇的人被曝长期冒充发改委官员行骗。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来，被他骗的官员从县长到省部级官员以及各地商人人数不下上百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冒牌副司长如此肆无忌惮？[详细]

冒牌发改委副司长邹斌勇（中）在视察。

第277期

2012年5月28日星期一
中国网络电视台评论频道出品
责编：冯超

行骗的往往骗吃骗喝：称拿人钱财替人办事

古语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骗者们，利用的是人们希望“求人办事”、获取私利的急切心态。受害者入局后，骗子们往往向受害者显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达成某些要求。对于他们冒充的官员身份来说，受害极易上当。
这些骗子往往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如果你是想开矿的煤老板，他就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某位“司长”；如果你是想拿地房地产商，他就是分管土地征用的某位“副市长”；如果你是高考落榜生的家长，他就是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某位“处长”。骗子骗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你的感情，面对这些“官老爷”，你一定不敢怠慢，必然会好吃好喝供着，并且他一旦收了你的好处，你还会充满感激之情。

受骗的不只是普通人：“官员”骗官员不少见

     面对招摇撞骗的“官员”们，普通公众可能难以辨别，体制内的公务员们应该可以轻易识破他们的骗术吧？恰恰相反，很多骗子专找公务员们下手。
      据《新快报》报道，39岁男子邹斌勇，自称是国家发改委的副司长，多年来以此身份混迹官场及商场骗取贿赂，并且有多名官员上当。受骗的人称，上当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邹斌勇的发改委的身份很关键，很多工程项目没有发改委的审批是办不成的，如果一个发改委的副司长来了，就是一些市领导也要卖几分面子给他的。
      其他骗局其实大同小异，骗子冒充更高一级的领导官员欺骗地方官员。地方官员想通过行贿等一些非常手段获得上级批复，尤其是为制造政绩提高GDP的大型项目，资源有限、审批复杂，官员有“讨好”上级的冲动。据人民网报道，近些年来，仅被“邹斌勇”骗的官员从县长到省部级官员以及各地商人人数不下上百人。更加切实的情况是，受骗官员即使得知自己上当，由于本就理亏，往往也不敢报案。究竟有多少骗子伤了公务员的心，舆论不得而知。

较其他骗术区别在于：骗局的核心是公权力

     冒充官员，骗局的核心其实是公权力，受骗者想通过非常手段获得公权力的倾斜，骗子打着特权的旗号牟利。
      本质上讲，公民个人让渡部分权利，集中起来委托少数公民，即官员行使，从而使权利变成权力，个人权利集中为公共权力后，其目的是为了降低社会成本，提高效率，从而有益于全社会的福利。但是掌握权力的人如果没有被很好的监督，就会有滥用的冲动，公权力始终存在着被滥用的风险。而未掌握的人，有通过非常手段更多的获得权力倾斜的冲动。
      围绕着公权力，骗子的出现恰恰“满足”了想接近权力人们的诉求。正是公权力的使用出现了问题，才给了骗子漏洞可钻，在加上人情观念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围绕着钱、权、骗，一幕幕大戏不断上演。

驻京办撤而不销缘于审批权难以割舍。

骗子裹着权力的外衣多了一层保护伞

裹着权力外衣的骗子，比其他类型的诈骗者多了一层掩护。由于种种原因，公众长期存在着官员把当成“护身护”、“保护伞”、“财神爷”的迷信心态。骗子假冒的官员身份，驻扎在权力的土壤上，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骗子冒充官员，往往是冒充官员的级别越高诈骗的成功率和金额都越大。因为级别越高的官员，相应的权力越大，而权力越大就意味着很多在按常规情况下不能解决的问题就能更容易解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冒充行为，反而不需要太高名的骗术，受害者想当然的就投入了骗子的怀抱。

上当受骗者在此类骗子面前辨识无力

面对这样的骗子，受骗者往往难以辨别，在有可能产生的巨大利益面和黑色黑色内幕之中前，受骗者往往早已经将关注重点放在骗子们允诺的“期望价值”这个结果上，至于取得的过程是怎样的，自然也就放松了警惕，给假冒官员有了可乘之机。
许多人，尤其是商人和普通官员，对结交有权有势的官员情有独钟，抱着结交权力的心态，对官员身份的真伪不加辨别。更重要的是，由于骗子身份的特殊性，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尚不充分，受骗者难以查证那些“官员”的身份。

时有发生的权力寻租现象误导了公众

     骗子冒充官员行骗的土壤其实是现实当中并不少见的权力寻租现象，某些真官员利用收中的权力暗箱操作以谋取私利，这给了公众极大的误导，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权力审批，按规章制度办事，本是简单明了的事，但现实中却不简单。少数官员将手头的权力变为私器，不仅自己能用，亲戚朋友都能借用。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部分官员手中的权力可以不受约束。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和审批权力，有对资源和权力的监控力度和范围，在此种情况下，官员的一句话可以让人赚个盆满钵满，也可以让人一洗如贫。
      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部分官员手中的权力可以不受约束，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极大，为他们“权力寻租”预留了空间。在这种社会“潜规则”的掩护下，增加了骗子们编织的美好承诺实现的可信性，当事人生怕自己吃亏，投入骗子的怀抱，骗子们自然可以放心大胆地行骗。

审批权改革势在必行。

公权力避免过分集中，要合理分权

无论是假官员用假权力行骗，还是真官员用真权力寻租，背后的根源都是权力分配的问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过于集中，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增加公共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的空间。
在任何政治制度下，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可监督性总是与权力的范围和大小成反比的。当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超过一定的“数”和“量”时，要做到透明是很难的。过于集中的权力，是无法很好的被监督被约束制衡的。行政审批权是“官”之所以威严、“权”之所以慑人的最大秘密，由于审批机关的主管官员有控制额度的权力，有评估选择的权力，更有决定可与不可的权力，一旦这种权力失衡，罪恶就极容易产生。对政府而言，关键是要填补权力分配漏洞，打破权力过分集中的束缚，规范官员权力运作程序，让官员手握重权却不敢肆意挥霍。

审批权不能一人独揽，需责任共担

行政审批是政府的必备职责，但这一职责或权力如果不恰当的被某一单一部门掌握，也会产生问题。握有行政审批权的部门可能会会从部门利益出发，利用手中职权，巧立名目，收取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并形成巨大的预算外资金。而行政部门掌权者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监管、行政处罚等执法权甚至权力寻租。
审批权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或某一单独部门独揽，除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被放大，有的情况是，即使看起来一个申请已经符合了所有明示的规定条件，也可能仅因为掌权者没时间或者不认可，而迟迟得不到批准，或者直接被否。最高权力应该是制度本身，而非某一两个人。腐败往往也产生在真正掌管审批权的公务员手中。过分集中的权力无异于把希望寄托于一两个人的道德，而非一个好的制度，历史上类似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

骗子最怕透明、高效、合理的审批

工作效率不高，互相“踢皮球”，这是某些政府部门的通病，审批权过分集中，要想尽快通过审批，即使是合法合规的项目，有时也并不容易，缺乏透明和监督，行政审批效率低给了人们希冀通过某些官员权力寻租来尽快达成目的的冲动。
先有了不法官员的权力寻租，才有了骗子肆无忌惮钻权力体系的空子。只有完善有效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遏制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等违法行为蔓延，才能解决骗子问题。当政府官员都在忙着通过“骗子官员”来办事的时候，这个权力运行体制一定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