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呼吁早已有之

      对于学生营养的问题，政府和社会早已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一直在探索相关计划。80年代，学生营养计划在一些城市试点；1999 年2 月11 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提出推广学生营养餐计划；2000年，由农业部牵头，教育部、卫生部、质监局等七部委联合推行的国家学生奶计划，历经十年起伏后，被寄予“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国民梦想的雄心计划，相关部门互相推诿，企业没有积极性，中国大部分公众营养计划的惨淡命运。200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改善农村学生营养”再次被提起。

民间公益的探索为此铺路

      2011年4月，邓飞利用微博这一最快捷的传播工具，以“500调查记者”的名义联合发出倡议，捐出3元钱，给贫困小学生提供一顿“免费午餐”。每选择一个捐助学校，邓飞都会和当地媒体的同行、志愿者一起前往实地采访、考察，然后将学校的实际情况通过微博公布于众，免费午餐计划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影响力很大。第七届中华慈善奖拟表彰名单昨起在民政部官方网站首页公示，“免费午餐”计划，入选“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1年，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地方政府不积极，资金到位难

      营养改善计划资金落实上，由财政直接补贴的资金逐层下拨到学校似乎并不顺畅。广西财政厅去年年底下拨补助，3个月后，那坡县财政局拨款给教育局；期间，学校只能赊账供餐，那坡县会比其他县晚了近2个月，一位财政系统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解释说，县级财政国库是一个大盘，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项目拨款，着急使用的项目，就会被立刻拨款，而不着急的项目拨款会先被“挪作他用”。
      出现这种情况，与教育经费在财政体系的地位有关。从财力分配来说，国家预算首先在类级支出中分配，然后依次在款、项、目级中进行再分配，教育经费为国家预算的第二次分配。从财权来说，包括预算的编制，经费的分配权和管理权，教育事业费属于财政部门，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属于计划部门。经费由财政部门拨付给教育部门，再由教育部门拨付给所属学校，在现行体制下，教育经费预算等级较低，教育的事权属教育部门，教育的财权属财政与计划部门，教育经费预算数量相对弹性较大，缺乏透明度，资金落实效率是个大问题。

企业产品进入午餐质量不能保证

      营养改善计划要靠企业支持，食品从合作企业采购，通过招标落实食品，但是招标或许会出现问题。据报道，记者先后联系安徽、青海、贵州、广西等多地试点县的教育局，不少学校都采用所谓企业供餐形式，给孩子们采购零食，营养改善计划的初衷自然不等于给孩子们买零食。
      近日，贵州织金县发生小学生食用标称“蒙牛酸酸乳”疑似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一度有86人送医院治疗。据《东方早报》报道，此事也是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孩子们饮用的是“蒙牛酸酸乳”，但中标的是一家名为“山花牛奶”的企业，媒体调查发现，蒙牛涉嫌冒用当地“山花牛奶”的名义参与竞标，甚至其自身原本所从事业务也非牛奶，而是文具。
      而广西这个小学的招标中，每杯水牛奶招标价格是3元。记者联系南宁、田东县等同一品牌经销商，两家经销商同时表示，该款牛奶的批发价是每杯2元。3元的营养补助，被供货商赚去1元。

缺乏专业营养师和营养知识

      将什么样的产品采购给孩子们食用需要专门的营养知识，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据报道，“蒙牛酸酸乳”只是含乳饮料，而非牛奶，据调查，含乳饮料在营养成分表中，大部分产品的蛋白质含量仅在1-1.3克/百毫升之间，最低的甚至只有0.2克/百毫升左右。广州乳业协会会长王丁棉对记者表示，含乳饮料只能称为“饮料”，营养价值远低于牛奶。
       零食当作营养品，营养价值低下。除了采购价格等原因，中国普遍缺乏具有专门素质的营养师和营养知识的普及。由于缺乏正确的营养知识指导，营养过剩和营养失衡等问题日渐突出，将学生营养配餐政策纳入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工作职责范围，将营养配餐作为绩效考核指标之一，同时建立健全学校营养讲师及配餐师队伍十分迫切，不过再现行实施制度下，这似乎并不容易。

能否走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思维定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覆盖地区如此广泛的营养改善计划，大致有三种运作模式：地方政府和学校全盘接手；中央政府招标采购，交给专业的社会组织来做；政府和民间组织一起合力运作。
      现在营养计划采用的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第一种模式，中央政府主导，对地方政府逐层下达，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程度与否，决定了实施的效率，企业只是投标参与的最后环节，这种模式在我国制度运行的各个领域都不鲜见。其他的社会单位、部门包括个人、慈善组织其实都可以来参与，营养改善计划要想兼顾效率和公平，不能搞“关门慈善”，必须让社会力量为自己，以开放的姿态，接受普通公众和民间组织的监督，充分激活社会善意，提高关注度，才能真正将好事办好。

能否让舆论监督到“有关部门、相关机构”

       要顺利实施该计划必然需要政府部门有专人负责实施，但公众对此却并不了解，在媒体公开中，“有关部门”、“相关机构”的表述很是模糊，虽然初衷不是阻止公众的享受知情权，但这是政府部门对信息公开不积极的思维定势所致。
      舆论监督是个空泛的概念，在我国的舆论监督生态下，政府不妨先行一步，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制定相关配套的舆论监督机制，使不积极的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媒体和公众。

能否让民间NGO发挥更大作用
      国家积极参与这种公益活动值得肯定，160亿的营养改善计划，对全国来说，其实是杯水车薪的，再加上制度结构和层出不穷的问题，160亿必然要打折扣，这种公益领域并非国家擅长的领域。
      与政府机构不时受到效率低下、机构臃肿、手续繁琐的指责相比，非政府组织（NGO）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具有灵活性、多样性、创新性等优点。有研究表明，扶贫“八七计划”期间，参与扶贫的NGO与准NGO扶贫贡献率达到20%～35%，项目成功率、资金回收率基本上在90%以上。非政府组织的扶贫能力越来越引起社会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