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包”行为在车祸和家庭纠纷案件中比较多

    其实参考以往的案例，“顶包”行为并不少见，而且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大部分“顶包”行为多发于两种案件，交通事故与家庭纠纷案件。除了这起最近发生的交通事故被人怀疑“顶包”以外，今年3月，杭州的一起交通事故中，一辆保时捷卡宴在北山路出事，与路灯杆、道路北侧电话亭发生碰撞，造成灯杆、电话亭、路边停放的3辆自行车及越野车受损。撞车后，严某为逃避法律追究，伙同乐某策划让人顶包。于是，找来某酒店的保安陈某“顶包”。不过，此时在被报道的当时就引起了广泛怀疑，最终在警方的调查下，发现了真相。

让人愿意去顶包的理由倒也并不复杂

     别人有罪或可能受罚，一个无辜的人愿意去“顶包”，看似不可理解，但说穿了也很简单。例如在前面所说的法正在3月的交通事故顶包案中，撞车司机严某找人顶包时许诺给顶包人陈某5000块钱。
      能与金钱比肩的理由，还有亲情。去年8月，在郑州市西郊发生一桩交通肇事案。妻子马路上练车撞死一小女孩，丈夫为妻子顶罪，他说孩子没妈太可怜了。更久以前也有这样的案例，河南一对夫妻家庭矛盾，妻子的弟弟激愤之下捅死了姐夫，最后姐姐代替弟弟顶包，在监狱里待了8年。

其共同点是调查取证相对不易

     发生顶包现象的案件，都有一类共同点，那就是取证不易，所有当事人容易串通。在交通事故中，虽然路面会有监控，但一般不一定能看清驾驶员的脸，甚至在最近的疑似顶包事件中，出现了沿路没有监控拍到的情况。而只要是在夜间或偏僻路段发生的交通事故，又很少有目击者或有目击者也看不清，有时候目击者也不一定意识到哟顶包行为发生，难与警方联络。只要肇事者胆子大，自以为无人能识破，至少在案件还是能迷惑人一阵子，甚至有时候能够成功。而在家庭纠纷中，一般发生环境都在家庭内部，没有局外人知道。当事人又往往都有亲戚关系，出事后有交流串通的基础，并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捏造假的证据和证词。警方在调查时也会较多依赖口供。只要当事人不漏什么马脚，被发现的可能更小。

蹩脚的顶包行为很容易被识破

     其实，能够找到那么多关于顶包案件的报道，实际上同时说明，这些顶包都已经被发现了。事实上，虽然有很多人会想到找人或替人顶包，但是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虽然取证不易，但是大抵是来自当事人的视角，在警方眼中，这种造假绝非牢不可破。在临时的造假中，多人口供不一致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3月杭州的顶包事件中，警方以此识破了造假。在郑州的那起交通事故中，丈夫张某开始一口咬定“是我开的车”，于是丈夫被刑拘。虽然事发地点较荒僻，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几位路人的证明还是随之而至：“看见是一个女的开车，男的坐在旁边。”还有人证明，事发后，车子并未停下，在众人的追赶下，仍往前开了几十米。检察官多次询问宋某的丈夫张某，最终攻破张某的心理防线。

官员犯事找人顶包也不是万无一失

     普通人犯事会想到找人顶包，手握权力的官员也会。由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甚至可以勾结司法部门，他们的造假一般更难被识破。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往事却容易变成检举揭发的材料。1998年，河南纪委官员王文海驾驶奥迪车撞伤了行人，临时找了一个刚刑满释放不久的出狱犯高和平顶包。这整个顶包过程甚至有当地警方的参与。不过，顶包人高和平却留下了证明王文海身份的证据。不料，在13年后的2011年，由于高和平与王文海的朋友发生经济矛盾，高怀恨在心，将当年保存的证据向媒体检举揭发。

“顶包”一般触犯了包庇罪，有时也会是伪证罪

     对于顶包行为的处理，首先要看事件本身的肇事者是否犯罪，如果没有犯罪，只够得上行政处罚，那么顶包这一般也按类似的性质进行处罚。在杭州的那起事故中，派出所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真正的肇事者严某罚款人民币400元、拘留9日；对参与策划顶包和实际顶包的乐某、陈某分别罚款人民币300元、拘留7日和罚款人民币200元、拘留5日。
      但是如果肇事者已经犯罪，那么一般来说，由于法律没有特殊的规定，顶罪者将按包庇罪论处。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伪证罪。如果定罪人在案件中扮演的不是一般角色，而是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那么顶罪人的行为就是故意作假证包庇犯罪。这类案件只按包庇罪定罪处罚，就混淆了包庇罪与伪证罪的界限。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应该区分这类犯罪的主体，主要看看犯罪主体是否具有证人身份。如果是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冒名顶罪，则应定伪证罪;如果是一般主体，则定包庇罪。在河南郑州的那起丈夫为妻子顶罪的案件中，丈夫张某最后被法院以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被顶包者当然不能逃脱法律制裁

     当然，不仅顶包者会受到制裁，原本的犯罪分子更不能逃脱。不仅如此，指使他人为自己顶罪的做法还会有更严厉的制裁。比如说，如果罪犯有自首情节，可以成为从轻判决的理由，但是如果让别人顶罪，自首就不能算了。再比如，若是交通肇事，并让人顶罪，那么此案的情节可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即使罪犯本身并没有“逃”，但他实际上在试图用其他方法逃脱制裁，这反而会成为加重判决的理由。郑州顶罪案，肇事的妻子最后被判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至5年零6个月。

更重要的是，被顶包的有可能是条“大鱼”

     不仅如此，抓获让人顶包的人还有更深的意义。一般来说，除了亲属互相顶罪的以外，愿意花钱让人替自己顶罪的人，不仅是光有钱，更有可能是怕因为牵涉犯罪，影响了自己的形象，同时影响了“前途”。大部分官员找人顶罪就有这方面的动机。2002年香港艺人谢霆锋驾驶一辆法拉利跑车撞上路边的花坛。事后，他指使某成性司机自首，并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不过事实最终还是被挖了出来，谢霆锋本来开车撞花坛并未犯罪，这样一来反而被以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判处14天监禁，并强制进行社会服务240小时。
      不仅有白道人物让人顶包，黑道人物由于自己有“案底”，不愿意接触警方，更会考虑让人顶罪。2009年被判刑的重庆黑老大刘仲永，曾在与人口角中，指使“手下”用锐器刺伤对方并致其死亡，事后他找来未成年人陈桃，以未成年人自首不会重判为由，未参与殴打的陈桃顶替“自首”，并承诺给陈桃2万元。几乎每个被挖出来的“黑老大”，都会有这样的“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