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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章救妻”的悲剧如何避免?

    下岗工人廖某为了让患尿毒症的妻子活下去,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这则新闻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讨论。虽然没有人否定廖某的犯罪行为,但更多的人表达的是同情。[医改,英美不是好老师]

第311期

  • 2012年7月14日 星期日
  • 中国网络电视台评论频道出品
  • 责编:邱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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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廖某“有情有义”

    显然,廖某的行为是明显的犯罪行为,虽然法庭尚未宣判,但廖某自己也供认不讳,唯一的悬念只是最后其刑期而已。不过,廖某的情况却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在记者问到有没有担心这种行为被医院发现时,廖某说:“我哪顾得上想这些,我得救我媳妇的命啊,我一直认为他们没发现。”在关于夫妻感情方面,廖某又对记者说,他和妻子感情很好。以前他待业,都是杜某挣钱养他。他说,曾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了”,但他觉得自己不能抛下妻子不管。而在案发以后,廖某也认罪态度良好,表示会很快偿还少缴的治疗费。这样的行为虽然违法,但是确实部分符合社会的普遍家庭道德,不少网民认为他是“有情义,有担当”。不少人都表示希望法院从轻判决。而其认罪态度也得到了办案检察官的肯定,建议法院在量刑时能考虑到他如实供述和当庭认罪态度。

二是大家普遍对医疗费用比较敏感

      据廖某自己说,在其妻子患病以后,算上前期的治疗费和透析费用,不到半年,家里的几万元钱就花没了,“2007年底,我就交不起透析费了。朋友都借遍了,再去借,他们就直接说,‘多了你也别张嘴借了,几百块钱可以给你,你就不用还了’。”直到案发为止,经统计,患者杜某的异常收费单据共达51张(后因有两张收费单模糊不能鉴定,检方确定为49张),涉及金额15万余元(检方核实17万余元)。
      看病贵是当前中国不少民众抱怨,和政府长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以目前的医药价格和居民一般收入而论,虽然一些小病大多数人还能看得起,只是嫌贵,但是如果遭遇大病,又尤其是尿毒症这类治疗旷日持久的“无底洞”类型的疾病,倾家荡产确实不是一句玩笑。加上廖某本身就家中经济状况不佳,这对他来说就成了无比残酷的现实。虽然诈骗行为法无可恕,但是他这种情况确实可算情有可原。大部分同情廖某的网友,虽然不一定经历过大病,但对于这种境遇也完全能够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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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奥巴马医保法案合宪。该法案规定每位美国公民必须至少购买一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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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有如自然灾害,注定有一定可能发生

      不过,对廖某这种境遇,除了同情,实际上也没有更好的态度。虽然看病贵在我国被常常看做是一个问题,不过实际上,由于医生这个行业的高度专业性,进入门槛很高,因此造成的高价格并不意外。在医疗市场化比较发达的美国,医疗服务的价格同样很高。更重要的是,即使普遍低价,也很难排除罹患特大疾病需要大量治疗费用的可能。实际上,患大病就类似于家中失火,被雷电劈中,遭遇洪水一样,属于不可预知的自然灾祸。这类灾祸往往能够给人带来很大的损失,但与类似遭遇抢劫等不幸不同的是,往往不能找到任何一个责任人为之负责。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点背”。

现代社会才对人们抵御这类重大风险提出了较高要求

      在古代,一旦家中遭遇变故灾祸,人往往表现出的是对自然因素的无力。人们抵御这类风险的唯一途径可能是通过亲友的帮助,实际上这种方式对风险的承载力是很低的。大部分人在遭遇意外灾祸都难免倾家荡产甚至流离失所。
      不过,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和社会工具的进步,使得人们对于成功抵御这类风险提出了更高的希望,人们希望通过人类社会自身的努力尽可能减少这类以外带来的损失,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这类自然灾祸造成的家庭重大损失也越来越被视为“不正常”。同时,由于社会功能的健全,人与人交流范围和频率的大幅度增加,无论出于人道主义或商业目的的救助手段都增加了。例如,如果家中失火,最重要的挽回损失的手段可能是之前购买的财产保险。以慈善为主的社会救助也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人类进入近代以后,虽然气候变化并不比以往剧烈,但是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造成的死亡却比古代大大减少,人们能够更大范围地调运和援助粮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当然,必须指出,这种风险分摊一部分是基于商业利益,另一部分则只是出于人道主义。但是归根结底,造成类似廖某这种境况的,主要是运气因素。社会有救助责任,也是人道责任而非对造成他的状况的原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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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就有传说中的“免费医疗”。2008年9月,45岁的截肢病人Brian Sinclair患胆囊感染到Winnipeg一家医院急诊室就诊,他到分诊处与一名工作人员交谈后自行进入了等候间,33小时之后,他被发现已经死亡。免费医疗反而带来了浪费和新的短缺,以救助体系补充不完全免费的医保才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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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事件中,医保制度不完善确实是他犯罪的原因之一

      据报道,廖某虽然是北京人,但是已下岗多年,而他的妻子杜某是河北人,生病前在北京打零工,不仅不可能有大病补助,连正常的医疗保险也没有。廖某也自陈,由于看病去河北省报销太麻烦,因此没有考虑报销的途径。事实上,根据规定,与北京人结婚超过10年,自己年龄超过45岁才能拿到北京户口。而廖某的妻子杜某还未达到这一条件(主要是因为年龄)。再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为杜某的医疗费通过医保程序报销难度确实很大。
      这种不方便确实凸显是目前我国医保的几大问题。一是如果没有长期固定工作,医保缴纳程序将非常繁琐,自行缴纳很不方便,而许多工作不那么固定的人也很容易忘记。二是医保总是需要连续缴纳,一般需要连续缴满一年才可报销。对于工作不固定的杜某,这更是困难。三是在医保不能起作用的时候缺少其他补充的类似保险服务。由于医保近垄断的地位,民间公司咋医疗保险这方面的产品开发很不发达。而在美国这样的医保高度市场化国家,民间保险公司才是医保的主力。

免费医疗不可奢望,完善政府和社会救助才是解决之道

      当然也有人主张政府应该尽量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供给全民。不过从不少欧洲国家的大范围免费医疗实践来看,这种做法会带来政府财政的很大负担,作为高福利的一部分,成为欧洲国家近来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这种做法不可行的主要原因过度分摊了风险,把那些本来一般家庭能够承受的风险也进行了全民分摊,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实际上,在一般的医保之外,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大病救助才更有效率。
      据廖某说:“今年我从街道给她申请了救助,可以报销的比例为55%,从今年开始我就到医院收费处交费了。”不过考虑到廖某早已没钱,最近又表示将会卖房还医疗费,还很可能将入狱服刑,实际上剩下的45%的支付也仍然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这时候就需要社会上的援助系统给予其弥补。在目前中国,这种民间的救助仍然很薄弱,大部分重症绝症患者是通过个别募捐的方式获得民间救助。如果要建立长期而稳定的救助,那就必须以基金会的形式,向重症绝症病人个别支付医疗费用。虽然这种救助可能比较不稳定,但是政府财政的力量并非无限,没有民间救助,全社会的救助体系就不能称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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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医保到政府救助到社会救助,只有不断完善从政府到民间的一整套救助体系,才能尽量减少类似廖某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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