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主要指普通读者对媒体信息的反应

     媒介素养指的就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何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其中既包括媒体从业者的认知，在“第二媒介时代”，它更多强调的是受众自身的媒体素质。
      传统意义上，媒介素养着眼于受众对媒体“怎么看”，从自己的角度提出批评意见、通过自己的分析汲取正面能量等等，并起到监督、规范媒体行为的作用。而如今，更好地使用传媒，表达自身态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新的媒介环境中，网络媒体的把关往往流于形式，信息真假难辨，如何保护自己、保护他人的知情权，在新闻自由的大背景之下，培养具有自由觉悟、传播能力的公民，需要该项教育 进行一次“华丽转身”。

意在抵制粗俗的媒介内容，捍卫健康的价值观

    英国对于香港媒介素养的培育功不可没。媒介素养教育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报业与电影的发展是媒介素养源起的主要原因。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20、30年代，报业发展迅速，报业集团急速增长，报纸销量大幅上扬，广告业发展迅速通俗报纸的“媚俗化”倾向严重。而后，电影成为主流媒体，电影中所呈现的影像，形成了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成为主力消费群体，相对于英国传统的文化，它显得粗俗。
      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伪文化，损害了正面价值观的纯正和健康。如今，网络的发达给了类似讯息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传播通路，媒介素养教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其目的就是抵制媒体中传统价值观或道德标准被扭曲的大众文化。香港回归后，一方面香港媒介的自我审查危害到媒介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市场驱动新闻业走上粗俗路线，总体上使香港的媒介环境快速恶劣，引起公众的不满。媒介素养教育在香港自然应运而生，从小学到大学，从象牙塔到整个社会，“媒体在做，人在看”，才有了香港媒体相对繁荣的局面。

民间组织的努力是主要推动力量

     香港的媒介素养教育并非始于自上而下颁发的课程大纲和一系列教材，而是一直在受到来自不同背景的、关心年轻人教育和成长的人士、民间组织的推动，这些民间组织逐渐成为媒介素养教育运动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2001年，香港70多家机构与学校联合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活动；香港电台分别在2000年和2002年制作了两期传媒教育的电视节目——《点解儿童不宜》和《传媒万岁》；2003年，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出版了《把传媒带入课堂——传媒教育教案及经验分享》一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香港的民间组织免费为大众提供各种服务，教导年轻人如何认识、分析、运用和监查大众传媒，一方面培养他们成为精明和有品味的传媒消费者，另一方面鼓励他们监查和改善传媒，做个既有责任心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

教育改革为它注入了新动力

     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发表两份文件，提出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希望通过终身学习，培养出新一代的具有自学、独立思考和探索新领域能力的学生，使他们能够学会作自由民主的社会中的合格公民。香港的教育学者认为传媒教育的理念与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精神相契合，有助于培育知识型人口。教育官员亦鼓励老师在课堂及课外活动中加入传媒教育。加之媒体技术在学校中的被广泛应用，在过去十年间，香港的媒介素养教育有着显著的进步。
      目标的实施少不了官民的互动，香港传媒计划的网站由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李月莲在1999年创办，提供有关传媒教育的文献、书籍、网络链接、视听资料等，目的是在香港及大中华地区推广传媒教育运动。

媒体自律自省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1998年前后的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经济打击很大，令报业广告收入严重收缩，减价战使各报业陷入恶性竞争——用煽情的手法去制造新闻、消费资讯充斥着新闻版面、大量刊登侵犯隐私的低级消息。1998年10月，香港有记者炮制了“陈健康事件”的假新闻：一名叫陈健康的男子，在妻子因不满其在内地寻欢而带着两名年幼子女跳楼自杀后，仍继续北上深圳嫖妓。事件在回归后的香港引起传媒的反思：究竟由谁来约束传媒？如何约束传媒？
      2000年4月，特区政府发布咨询文件，建议对《淫亵及不雅物品管理条例》进行检讨和修订，赋予其具有法律效力的制裁权，接受公众对报刊不良行为的投诉。7月，香港报业评议会正式成立，旨在提升香港体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操守，保障社会公信力和新闻自由。经过多年的努力，香港的媒介生态逐渐走上了健康的道路，以至于虚假广告等现象几乎绝迹。但由于低级趣味内容仍然广有人缘，媒介素养教育仍然是公民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将人从信息中解放，才能正确理解社会

      有人学者将媒介教育的目的总结为“释放”与“赋权”：释放是指个人在心智上能够穿透媒体所建构的迷障，不被媒体左右。而更能进行社会参与，使用媒体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促进公民素养。赋权则指个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选择、评估媒体及其内容，进而透过理性的思考与对话，去影响、督促媒体改善内容，乃至培养公民产制自产创意的、良性的、教育的讯息。共同建构社区品味，从而提高社会的文化品质。
      2010年，菲律宾人质劫持事件后，香港民众及时地认识谁才是应该批评的对象，自身的愤怒表达不应波及他人，随后的8万人大游行中，香港同胞理性克制，拒绝脏话和谩骂，结束后，场地整洁如初，片纸不留；2012年初，某报纸刊出“香港人，忍够了”的大幅广告，表达反内地孕妇赴港的立场，并暗讽内地人为蝗虫，要求当局阻止内地人“入侵”。而随之而来的则是众多大学生走上街头烧毁广告，呼吁矛盾和解，理性看待并解决问题。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会必然地带有主管偏向和引导意图，但显然，通过媒介素养的培养，让民众清晰地意识到“媒体也会‘犯错’”，从而纠正自身的看法，做到这些可能并没有那么困难。

民众擅用媒介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一名与香港著名地产商郑裕彤相熟的商人鲁连城，买下名胜大浪西湾西下村拟作开发，网民在社交网络开设群组反对，迅即有6万多名网民加入，政府官员亦要介入，商人突然公布2010年7月22日起暂停工程。但香港网民表示，不会满足于工程暂停，至少要把有关土地还原。
      从线上走到线下，从媒体营造的环境中走入现实。媒体所承担的角色不再是公民情绪的挑动者、事件的组织者。前不久轰动一时的“KONY2012”事件再次令世人领略到了“自媒体”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只能够做到尽量吸引民意的关注，真正行之有效的监督，还是公众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