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交代”是犯罪嫌疑人的义务

      沉默权是被告人的权利，又称为反对自我归罪特权，《公民权利公约》第14条第3款（庚）项将其确定为一项刑事诉讼国际准则，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我国虽也签署了该公约，但在司法实践中有所保留。法院审理案件也围绕着讯问嫌疑人开展。
       在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思想深入人心，被告人非但不能选择沉默，“老实交代”更是被法律规定的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不“老实交代”的后果很严重

     如果面对讯问选择沉默，犯罪嫌疑人会怎么样，太多的司法案例给出了答案。《人民日报》曾评论到：“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不能禁止，不但给当事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也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和打击犯罪之间，平衡点究竟在哪里？”虽然有多项法律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由于逼供思想余毒太深且公安机关一直在进行有罪推定，执法者犯法的恶劣案件仍有发生。
       正因为“老实交代”是法律规定给嫌疑人的义务，对刑讯逼供的追责才开展的十分艰难。据《法制日报》报道，在15年来公开披露的30起因刑讯逼供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中，有16起是因为嫌疑人死亡被追究刑责的，占一半以上；发现真凶或者其他作案人的有6起，占四分之一；即有超过75%的案件是因为出了人命案或者发现错案才启动追责程序的。

“零口供”削弱了口供效力

     “零口供也照样定罪”等类似的新闻常见诸报端，有人认为这就意味着即使嫌疑人不认罪，法院照样判你的刑。这样的理解显然误解了“零口供”的作用。
       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城区检察院推出《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所谓“零口供”，是指没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检察机关依据其它有效证据仍然批捕、起诉，人民法院仍然开庭审理，并作出有罪或无罪判决的情形。这也就是说，证据里可以没有口供，嫌疑人供认自己有罪，但没有证据支撑，法律是无法判定罪名成立的。它也将口供对案件审理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但“零口供”只规定了检察院单方面的义务，而面对侦查机关的询问，嫌疑人仍然必须有一说一。学界认为“零口供”的规定是从“坦白交代”走向“沉默权”的一种过渡，而这种过渡在全国范围内仍没有完全普及。

司法实践中一直重口供轻证据

      参《刑诉法》修订的学者、社科院法学研究员王敏远在采访中提到，公安机关对沉默权入法持较大的反对意见，“因为审讯破案仍然是传统的破案方式，‘撬开他的嘴巴’，因为犯罪嫌疑人最清楚自己干了什么，你要不开口，我就迫使你开口。”
       被告人口供是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七中证据之一。“断罪必取输服供词”、“无供不录案”这些都是古代酷吏的传统，现如今，在有罪推定观念的驱使和“命案必破”、“限期结案”的高压之下，侦查人员的“口供主义”仍指挥着办案思维，有时甚至可以为了口供而完全放弃对其他证据的追查，大部分冤假错案正是发生在逼供的过程中。据《法制日报》报道，赵作海本人称，他被警方抓获之后，侦查人员用木棍敲头、在头顶放炮、灌催眠药、威胁秘密处决，致其屈打成招，甚至在狱中赵作海还担心申诉会换来刑讯逼供，宁可领受牢狱之灾，也不愿选择申诉。

干警素质不高与“口供主义”相辅相成

     公安机关认为“沉默权”入法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之一是，公安干警素质还没那么高。因为口供地位居高不下，公安干警素质低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一方面是其法律素质低，有评论称，在刑讯逼供合法化的大背景下，有些司法者想的最多的总是想尽办法来逼取被告人的口供，而根本不会去考虑被告人的人格尊严，更谈不上讲究什么民主权利了。
       二是与侦破案件息息相关的侦查能力，至2007年，中国有160万名警察，平均每万人有12名警察，警力配置是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真正用于侦查破案的警力往往只占全局总警力的10％左右，这些警察难以应付汹涌的案件。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董雪峰曾说，虽然杀人案件侦破率连续两年达到100%，而由一般刑事案件破案率明显偏低，始终在10%左右徘徊，尤其是占发案总量85%的侵财类案件破率仅为6%左右。公安机关破案手段是否先进、干警自身实力强弱，并无确凿的证据。但这较低的破案率也可以印证一些猜测。重视证据还是重视口供，办案素质高的干警是不会选择后者的。

允许不自证有罪，也不等于享有沉默权

      侦查机关办案能力低，嫌疑人无权选择沉默，重视实证的办案方式被抛在一边也就不足为奇，允许个人不自证有罪的规定，聊胜于无。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被修改为“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据中青报报道，律师田文昌认为这两种规定是明显冲突的。现行刑诉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要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不能拒绝，沉默权也无处可寻。要想真正贯彻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就不能要求嫌疑人如实供述。这种规定本身就反映出它的不彻底性。“如实回答”这种说法不做改变，侦查人员加大审讯力度的现状就不会有所好转。

“米兰达规则”适用于所有人

      提到沉默权，就不得不提到“米兰达规则”——即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场景，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后脱口而出：“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如果警察和检察官在讯问嫌疑人之前没有告知其有权进行沉默，那么嫌疑人的供述和依供述所取得的一切证据都将视作无效，不得作为定罪的证据。
       有资料显示，起初美国警方也反对绝对的沉默权，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嫌疑人自愿陈述的供词反而提高了证据的可信度，案件侦破工作较以前更为顺利。田文昌认为，沉默权在中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不能实现的问题，不存在绝对的障碍，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理念的突破。

不能以侦查会受到冲击来否定它

      与美国等国家赋予犯罪嫌疑人完全的沉默权不同，英国赋予人们的是部分“沉默权”，即在部分情况下，嫌疑人如果对警方的询问不理睬，那么法官和陪审团就有权对其作出不利的推断。英国对沉默权的修改始于1994年，因为世人早已发觉，绝对的沉默权并非完美的制度。
       “米兰达法则”使国家机关增加了控方调查取证的难度，导致了司法成本倍增；面对犯罪分子继续危害的可能，全社会必须承担保障“沉默权”的代价，部分实体正义诸如被害人的权益等等将得不到恢复和实现。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牺牲大多数人的正义来保证“沉默权”。
       但沉默权与司法机关的调查权绝非势如水火，真正的证据来源于细致的发掘，绝不是“撬开某人的嘴”就能得到的。这条规则充分的保证了人权的实现，处于不利地位的被告人可以通过行使“沉默权”来免受国家机关无穷无尽的诘问，以免由于自己对法律不熟悉而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当弱小的公民与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对抗的时候，沉默往往是最好的武器。

保护公民权利，沉默权是远远不够的

       沉默，作为基本人权之一，理应得到国家的保护，而保护人权也早已写入了宪法。2003年前后，长沙市第32中学在《关于提高课堂学习效率的六条规定》中赫然列道：学生对老师的提问享有沉默权。沉默权作为一种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蕴含在这种权力背后的是国家、法律对于个人自由、公民意志的尊重。
       与沉默权并列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我们是否享受得到，同样值得人们持续关注。而当有朝一日我们有了沉默权，在争取其他权利时如何做到“不沉默”，更是中国人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人权成为纸上谈兵，责任不全在国也不全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