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筱宁是银川市贺兰县马家寨社区的居民，因为先天残疾，她的双手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干活，经过长期的生活锻炼，做饭、整理房间等简单的活，她可以用双脚来完成。生活虽然可以自理，但是魏筱宁几乎没有参加社会工作的能力，只能靠每月领取低保金维持生计。

同是马家寨社区居民的郭大妈今年73岁，两年前老伴去世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的她失去了经济来源。几个儿女的经济条件也并不好，在社区的帮助下，郭大妈退了老伴在世时一起租住的房子，申请了贺兰县的廉租房和低保，独自生活。

社会救助是民生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这些无法从事社会劳动的老人、残疾人等需要救助的社会居民而言，家庭没有照顾他们的能力时，政府救济成了他们生活的最后保障。

据了解，今年元旦至春节期间，银川市政府开展“寒冬送温暖”活动，为三区两县一市的18200户（每户60元）城市低保户发放冬储菜补贴，共计110万元。此外，各县区又根据情况为低保户发放了节日慰问金，据贺兰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全县3289户低保家庭，都将领到500元的春节慰问金。

记者看到魏筱宁的低保发放存折上60元的蔬菜补贴已经发放到位，据介绍，500元的春节慰问金将陆续发放到贺兰县每位生活困难的群众手中。

贺兰县马家寨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孙丽红告诉记者，早几年“送温暖”活动的慰问品、慰问金很少，无法覆盖到每户低保户，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不过，国家的政策好了，一部分人也养“懒”了，有些人干脆不再工作，而有些人为了继续吃低保，即使工作了也恶意隐瞒，孙丽红告诉记者。

低保金等社会救助是民生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些原本可以自力更生的人还长期享受低保，为财政增添了负担的同时，无形中也培养了好逸恶劳的不良风气。

针对这一现象，银川市民政局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2007年开始，银川市已对全市低保户进行了清理整顿，对于不符合低保标准的居民取消低保补助，同时追回了一部分已经发放的低保金。根据银川市民政局低保中心2010年12月、2011年12月、2012年12月，三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银川市城市低保人数逐年减少，从2010年的24482户，降至2012年的18146户。

而据贺兰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低保户的情况一个季度会进行一次排查，有很少一部分年轻人因为冬季暂时无法外出打工，会领一个季度的低保，到时就会取消。[详细]

1月23日，辽宁锦州义县高台子镇大集上人头攒动，这些乡亲们都是前来置办年货的。在东北农村，每逢十天一开的大集，是乡亲们购物的最佳场所。

这天，农民徐长福除了买来猪肉、水果等年货外，手里还拎着几本书籍和年画，“这是市里领导送给我们的‘法律年货’。”

原来在当日，“平安辽宁年画”锦州首发式正在义县高台子镇举行，锦州市政法系统趁农村赶集的机会，组织专门法律人才在大集现场设置咨询台，与农民面对面进行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并为农民们免费发放法律书籍。

法律咨询现场十分火爆，在咨询台周围聚集了很多农民，听说这是锦州市里免费为大家提供法律咨询，老乡们自觉地排起长队，把自己家里所遇到的烦心事都倾诉给了工作人员。

2012年，徐长福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解不开，他与乡邻刘某一起合伙买了一辆卡车搞运输，购车时各自出资15万元，但是刘某却只分赚来的利润，拒绝支付司机工资，二人因此产生纠纷。

徐长福与刘某在购车时并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所以徐长福认为自己即使去法院起诉刘某，也赢不了。徐长福心里一直窝着气，总想找机会报复刘某。通过宣传员的讲解，徐长福明白，私自报复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招致自己犯罪入狱，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要靠法律。

在咨询现场，徐长福特意找来刘某，咨询员当场进行调节，反复对刘某进行说服教育。结果，徐、刘二人纠缠了一年的矛盾，被咨询员当场解决，刘某同意与徐长福共同负担卡车运营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在大集上，锦州市政法委工作人员在提供法律咨询的同时，还会把一些法律书籍和与普法相关的宣传画、对联、宣传单等免费赠给农民。这其中，“平安辽宁年画”最受农民喜爱，一个领到年画的农民高兴的说：“一年啥最重要？赚钱多少不重要，平安才是福啊！这年画喜庆、吉祥，也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真好！”

送法律年货的点子是如何产生的呢？王姓工作人员解释说，因为春节将至，如何对困难家庭进行慰问，是锦州政法系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往年，我们会买一些慰问品或者直接发现金，来补助一些的确有生活困难的家庭，”王姓工作人员说，“但是我们觉得这样的帮扶效果并不好，即使帮得了一时，也帮不了一世，发一些微不足道的救助品，不如帮助困难家庭想致富的出路，分析贫困的原因。”

针对农民这一群体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的特点，锦州市政法委觉得：“送米、送油不如送法律，米、油有吃完的时候，普法宣传却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法律意识，这样更有价值。”

有了这样的想法，辽宁锦州市政法系统立即展开行动，抓住进入腊月农民赶集购年货这一时机，在全市农村集市、贸易场所，把“法律年货”免费发放给农民。

据统计，首发式当天“平安辽宁年画”发放了2000份，法律书籍发放了3000册，法律传单发了5000份，具有普法内容的春联也发放了2000副。

“普法工作我们每年都在搞，但是今年这样的形式我个人觉得效果最好。”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能够与老乡零距离，直接沟通，直接进行法律援助，使他们自觉地学法、懂法，意义重大，像这样的春节慰问，我个人觉得更贴心。”[详细]

这是一个特殊的贫困家庭，甚至是一个极端贫困的个案。20多年来，单身妈妈王士华带着三个儿女，接连遭遇儿女残疾，失业、癌症重重打击，种种磨难下，她依然挺立。

最困难的十年

跟癌症搏斗了一年多，57岁的王士华面色苍白，化疗脱落的头发已经长了出来。她租住的二十几平米的房间虽然拥挤，却收拾得井井有条。屋里的家具、床、电视机都跟两个女儿的年龄差不多，虽然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了，还是擦拭得干干净净。

快过年了，除了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送来的米面油，王士华只腌了两斤多咸肉。

王士华的第一个孩子上小学四年级时患上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逐渐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王士华和丈夫所有的积蓄都给孩子看病了。凭着北京协和医院开具的证明，王士华拿到了二胎指标。

1990年，王士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不幸的是，由于难产，第二个孩子小双出生时缺氧导致脑瘫，至今23岁的小双只有七八岁孩子的智力，属于二级智力残疾。

1998年，由于工厂效益不好，王士华下岗，每个月只拿200元生活费。丈夫早已另有新欢，不回家门。王士华只好在家门口给人当钟点工、捡垃圾养育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我就是在马路上碰到他，也不知道他是我爸爸。”在大双的眼里，“爸爸”只是一个名词，她丝毫没有感觉，更没有印象。

“一个人照顾两个残疾孩子，十年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没有脱过衣服睡觉。”回忆当年的艰辛，王士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2000年，儿子去世，王士华将小女儿锁在家中，出去找工作：看自行车棚、当保洁员……

两个女儿逐渐长大了，王士华渐渐看到黎明的曙光。孰料2011年夏天，命运再次扼住了王士华的喉咙。大学一年级的大双放假回家的第二天，王士华被查出宫颈癌晚期。

低保中的贫困户

儿子去世后，王士华申请了低保。从当初的180元到如今的410元，王士华告诉记者，低保能让她们母子三人吃饱。

2013年1月11日，两节“送温暖”，合肥市瑶海区妇联、合肥市瑶海区大通路街道妇联和女企业家协会送来了1000元，还带来了一袋大米和两桶油。前来慰问的合肥市瑶海区副区长昂朝霞亲眼目睹了王士华的困境，隔天又给大双买了棉袄、皮鞋、牛仔裤。

街道通知她，将按照人均400元的标准给她家发放过年补助，还要发450元的过年大礼包。

如今，王士华靠1300元的退休金以及她跟小女儿两个人的820元低保生活。

“她家是低保当中的贫困户，只要能享受的保障政策，我们都让她家享受。”合肥市瑶海区大通路街道民政办主任李文胜告诉记者，大部分低保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点——家庭成员因大病或残疾失去劳动能力，但像王士华这样困境重重的还是少数。

已经上大三的大双一年的学费是15000元，住宿费1500元，每个月生活费500元，一年最低花费21000元（生活费扣除三个月假期）。虽然勤奋好学的大双每年都能获得5000元奖学金，但大双学习的是建筑专业，对她来说，草图纸、马克笔、打印图纸这些耗材十分昂贵。

三个月前，经常被锁在家中的小双，在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一家专门为残疾儿童、青年及其家庭提供专业服务和支持的民间公益机构）免费学习手工制作，每个月交60元生活费（中午在学校吃饭，别人交120元生活费，学校降低了小双的生活费）。一位好心家长听说了小双的特殊情况后，还帮小双交了500元生活费。

十年前，小双患上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不仅每天要吃药，每隔三个月还要到医院检查一次，检查一次要200多元。这些药物和检查费用都要自费。王士华自己也在服用抗癌症药物，有的药物不能报销，需要自费，两个人一个月的药费加起来至少也要400元左右。母子三人租住的房屋一个月房租300元。

如今，王士华一年的收入（退休金和低保）加起来只有25440元。患病失去劳动能力后，社会保障制度的救助已经不能满足这个家庭的支出。

王士华几次住院治疗花费了30多万元，职工医疗保险报销了20多万元，王士华自费了10万多元。街道帮王士华申请了15000余元的大病救助金，剩余自费的钱除了因拆迁奖励的提前搬家奖和补贴的房租三万多元（王士华原本居住的房屋拆迁后等待安置），其余都是亲朋好友、媒体、社会人士的捐助。

社会救助弥补制度缝隙

2003年开始，合肥市瑶海区大通路街道妇联主席杨自英和《安徽商报》社负责爱心帮扶的记者邱红认识了王士华。

“我第一次到她家，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困难的家庭。”杨自英说，她通过种种社会捐助项目，每年帮大双申请1000元左右的补助。获知王士华患癌症后，街道又从办公经费中挤出1500元送到王士华手中。寒假期间，杨自英让大双到自己办公室“打工”，不仅可以补贴一点费用，中午还可以在食堂吃饭。

“从2003年开始，只要我们报社有针对贫困家庭的活动，我们都让她家参加。我们这几天联合一家爱心企业给贫困家庭发放300元左右的年货，已经把她的名字报上去了。”邱红不仅利用工作关系帮扶王士华一家，还将自己的同学和朋友也拉入到帮扶王士华的队伍中来。

“邱红得知我住院，硬塞给我2000元，叫我安心治疗，不要想大双学费的事情。我住院的床位是邱红的朋友孟叔叔安排的，孟叔叔也一直在帮扶我家，在我住院期给我多次资助。”王士华告诉记者，在她最绝望的时候，是孟叔叔、杨自英，邱红等诸多好心人的资助和关爱帮她度过了难关。

邱红还帮大双介绍实习单位，实习单位不仅接纳了她，一个暑期还给了2000元实习费。大双第一学年的学费也是市妇联、团市委帮助以及邱红通过报社相关活动争取的。

老同事、好心的邻居到超市买菜，总会多买一点肉、土豆、苹果送来；无亲无故的姐妹认识后也都慷慨解囊；1月25日上午，正在参加安徽省“两会”的政协委员严真友专程来到王士华家里，送来了3000元……

这些爱心人士送来的一个苹果，一句鼓励的话，王士华都记在心上，记在本子上。

王士华觉得无以回报。2011年8月23日，她在志愿捐献器官的证书上签字，决定身后捐献眼角膜。

最让王士华担心的是小双的未来，她希望大双长大后能带好小双，可是她又怕小双拖累了大双。

这种矛盾的心情，经常让她难以平复……[详细]

世界有爱才永恒，世界有爱才转动。辞旧迎新，各地各部门都在积极开展着走访、慰问困难户的工作。但少数地方、部门开展的工作却悄然变了调子：送温暖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事先精心挑选对象，要求在记者面前会说话、懂配合。

常有困难户私下表示，“送不了暖”、“保不了温”，接待一次送温暖活动会平添许多“幸福的烦恼”。如此看来，形式主义的温暖能否燃起困难户生活的希望，答案不言自明。

作为改善和保障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和措施，送温暖要力求实效、心怀真情。慰问这一项工作其实可细分为宽慰、问需和问诊三个小项。蜻蜓点水式的几句宽心话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难户面临的生活难题，只有真正深入了解困难户致贫的原因，“望闻问切”并根据原因对症下药、送去“致富经”，增强困难户的自我造血能力，才能使他们彻底脱离窘境，成为有效的送温暖活动。

物质匮乏的年代，送些米面油能够解决困难户的燃眉之急，过年时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饺子就是最温存的记忆；但在全社会贯彻落实厉行勤俭节约精神的当前，“千里送鹅毛”的成本也需要送温暖的单位仔细掂量。因此，及时救助、精确救助才是新时期送温暖的工作思路。改变以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作方式，补齐救济短板，探索为困难户提供常态化的生存保障，例如推荐就业岗位、介绍具有普适性的致富项目和经验等。通常情况下，前来送温暖的多是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或是有着丰富致富经验的企业负责人，他们在致富信息上有着困难户无法比拟的优势。取此之长补彼之短，才是良谋善策。这种科学、规范、人性化的送温暖活动体现的是政策的温度和爱民的情怀，缩短与群众的距离，加深情感。

一件熨帖民心的好事，不但要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更要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及时送达是责任所在，体察需求则更彰显真情。归根结底，送温暖要形成系统的民生工程，送温暖的单位要成为扶贫济困链条上的枢纽和砥柱，连接上游的致富渠道和下游的盼富人群。这既拷问社会的良心，也考验政府的智慧，而不仅仅是“授人以鱼”那么简单。

十八大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全社会刮起了一股“清明旋风”。而今，将送温暖作为落实“八项规定”的鲜活实践和抓手，实为应有之义。不致辞、不开会、不摆鲜花、不挂横幅、不走地毯、不吃“便饭”、不过度报道、不要求受助困难户列队迎送……淡化形式、突出主题的送温暖活动会留下更扎实的足印，也会让困难户逐渐走出贫困的阴霾，升腾起真切的感恩之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