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更为搞笑的一幕是，这些不法分子为了节约成本，竟然将一个键盘锯成三段，这样就能同时给三个人用。”张超介绍，这些键盘是骗子为了在电话中制造“电脑查询敲击键盘声音”假象而配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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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和台湾警方联手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6国警方，于去年12月18日至今年1月5日先后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彻底摧毁一特大跨国跨两岸电信诈骗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05名。
在赴境外捣毁电信诈骗集团窝点的战斗中，苏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唐伟忠此次带领抓捕小组前往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民警们以巨大的毅力种种困难，成功完成了抓捕任务。
有了“11.29”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的经验，此次江苏警方赴斯里兰卡抓捕变得更加顺利。去年12月15日，由公安部、江苏省公安厅、苏州市公安局组成的第一批11名抓捕民警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先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取得联系。第二天是星期天，通过大使馆的联系，民警和斯里兰卡警方先进行了私下沟通，交换了双方的信息，打好了合作基础。
12月17日，通过大使馆正式照会斯里兰卡国防部，抓捕民警和斯警方商谈具体合作事宜。“这次非常顺利，我们当天提供了我们掌握的线索，斯方两天后就摸排出了9个有嫌疑的地点。”苏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唐伟忠说，双方当即将抓捕行动定在12月21日。
12月20日，增援的11名警力坐了9个多小时飞机，于北京时间凌晨1点抵达科伦坡。抓捕民警们没有马上休息，而是立即开会，落实第二天的行动计划，敲定行动方案、分组情况，并对抓捕时需要注意的情况进行了再一次的说明。
凌晨两点半，抓捕民警抓紧时间休息，4个半小时后，他们起床准备，8点准时到达斯里兰卡警察总部。
中方民警每两人一组，混编到斯警方小组内，共组成9个行动组突袭9个嫌疑窝点。8点30分，70余名警力兵分九路杀向诈骗窝点。“从抵达斯里兰卡到实施抓捕，我们增援的警力只休息了不到5个小时，其强度可想而知。”唐伟忠说。
唐伟忠去的是A窝点，这是两幢三层楼的别墅，同一个房东。唐伟忠介绍，这些别墅都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所有出入口都锁死，窗子都拉着厚厚的窗帘，看不到一点里面的情况。不过，周围的邻居介绍，这些房子内实际有人居住，而且并不少，平时能看到有很多年轻人的衣服晾出来。
斯里兰卡民警先进行喊话，但里面并没有人回应。于是他们选择了强攻，翻墙进入别墅并砸开门实施抓捕。当别墅入口的大门被砸开，躲藏在里面的电信诈骗嫌疑人顿时乱作一团。
民警一间房一间房地查找，两个别墅内共抓获了16名嫌疑人。“他们为了隐蔽，将自己‘裹’得太严实，反而作茧自缚。”唐伟忠说，当民警冲入别墅抓捕时，有部分人想逃，但所有出入口都被自己封死了，只得束手就擒。
“在抓捕中，斯里兰卡民警相当英勇。”苏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张超说，他一开始突袭的是G窝点。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别墅，高墙大院，外观和唐伟忠所取的窝点差不多，也是“裹”得严严实实的。
当时，斯警方喊话无果，只见一个身高不足1.6米的女警窜出队伍，很轻松地翻过了围墙。不过，这个窝点里面已经空空如也。据周围邻居介绍，他们早于4个月前就搬走了。
随后，张超又赶到B点增援。这是一幢三层楼的别墅，同样大门紧锁，根本进不去。只见一个高大的斯里兰卡男警察，举起拳头直接将窗户玻璃轰碎了，直接从窗户跳了进去，连手上流血也顾不得。这个窝点共抓获了10名犯罪嫌疑人，其中4名为大陆人。
“走进这些窝点，我们才发现其格局已经和‘11·29’案件时不一样了。”唐伟忠介绍，“11·29”案中，窝点内的嫌疑人大多是集中“办公”，每个窝点的人数也很多，都要几十人。而这次却不同，所有人都是分散的，一般都是1-2人一间，而且他们不再集中“办公”，而是各人在各人的房间内“办公”。
三层的别墅被划分了明确的功能区，一楼会客，二楼娱乐，三楼则是住宿与办公区。“这样是为了增加隐蔽性，一方面每个人一个房间，‘干活’时不会相互打扰，给受害人营造更加逼真的效果；另一方面，人员分散易于隐蔽。”张超在现场看到，有的诈骗分子就在卫生间办公，窗子用床垫堵起来，两部电话放在马桶水箱上；还有人躲在一个大衣柜里，面前同样摆着电话机、对讲机、“剧本”等物。
“更为搞笑的一幕是，这些不法分子为了节约成本，竟然将一个键盘锯成三段，这样就能同时给三个人用。”张超介绍，这些键盘是骗子为了在电话中制造“电脑查询敲击键盘声音”假象而配备的。
据介绍，此次在斯里兰卡警方共缴获两百多部电话机、100多个对讲机、30多台电脑等作案工具，足足装了23个超大号的储物箱。
异国办案自然不像在国内那么轻松。“水土不服就先让我们吃了一次苦头。”唐伟忠介绍，刚到斯里兰卡，就有近一半的同志因为水土不服而感冒。“那边温度二三十度，和我们这边温差太大，很多人感冒了。”唐伟忠说，病情较重的民警，发着高烧，吃点药坚持工作；病情较轻的则根本不吱声，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其中有一位女民警，可能是吃不惯当地的食物，肠胃发炎，被送到当地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但她仍坚持参加了抓捕行动。
“当地的东西我们很多人都吃不惯。”张超说，他是第一批去的，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之后便让增援的同志带方便面和榨菜过来。“总有好几箱，后来的几天，吃不惯当地食物的同志便都是吃方便面熬过来的。”张超说，他和唐伟忠直到今年1月1日才回国。2012年12月31日那天，因为清点物证，他们一直忙到深夜，连饭也没顾上吃，想找一包方便面，发现已经被人吃光了。
除了饮食上的不习惯外，语言沟通方面也不顺畅。“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他们说出来总是和我们的发音不一样，有时连翻译也听不懂。”张超说，他经常肢体语言加单词跟他们交流，结果发现有的时候肢体语言的理解也不一样。“我们说是都是点头，他们却会做一个摇头晃脑的姿势表示‘是’。”
经过民警们的辛苦奋战，在斯里兰卡，共捣毁电信诈骗窝点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名，其中大陆4人，台湾96人，男性72人，女性28人，台湾籍嫌疑人中，46人有前科劣迹，5人为台湾警方追捕的通缉犯，其中一人还是命案在逃人员。[详细]
1月7日，央视网记者在苏州市第一看守所见到了被押解回国的跨国诈骗嫌疑人小玉，这个出生于1990年的女孩讲述了自己在斯里兰卡电信诈骗窝点的60多个日日夜夜。
小玉是贵州人，家里条件不好，上完小学她就回到家里务农，年纪稍大些，便和村里的其他姐妹一起出去打工。在去斯里兰卡从事电信诈骗之前，她一直在珠海舅舅家开的美容美发店打工，一个月也有2000余元的收入。
去年七八月份，小玉通过老乡小晴认识了一个台湾人小梅，对方说可以带她们出国赚钱。小晴是在一家饭店当促销员时认识小梅的，当得知出国可以多赚钱后，便找了小玉和另外一个老乡一起去，觉得三个人会有点照应。“当时没有多想，小梅说出去做的工作不违法、没风险，如果到了地方我们不愿做，就可以回来。”小玉说。
在小玉的老乡之中，一直流传着出国“捞偏门”的生财之道，所以她们并没有什么顾忌。“当时我们想，最坏也就是去国外的KTV当小姐。”小玉说，自己没有出过国，也想出去看看，散散心，而最吸引她的还是所有出国的费用都由小梅解决。
去年9月24日，小玉抵达斯里兰卡，小梅没有随行，而是安排了人在斯里兰卡接待她们，同样是台湾人。一开始的十来天，小玉和姐妹们住在一家大酒店，并拿到了1000美元的生活费，接待的人让她们自己出去玩，不过收走了她们的护照。
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后，10月初，她们被带到了位于科伦坡的一幢三层小楼中。小玉心里有数，工作要开始了，但她也有点好奇，难道这里是KTV吗？
这幢小楼里，除了小玉等三个大陆人外，还有7个都是台湾人。在这里安顿下来后，管事的台湾人阿顺就给她们拿来了一份“剧本”，让她们熟记，并且告诉她们，工作就是接电话，然后按照“剧本”上的话告诉对方，诱使对方将电话转接到另外几个台湾人的电话上。
其实，小玉等人的工作就是实施电信诈骗。按照电信诈骗的流程，分为三线诈骗人员，小玉等人是第一线，她们冒充法院的工作人员，以对方有银行卡欠款遭到起诉为名实施诈骗。如果她们能顺利将电话转接到二线诈骗人员那里并成功诈骗，便能获得诈骗额7%的提成。
看到“剧本”上写的“这里是XX法院……”，小玉意识到这是骗人。“我说我们不干，可是他们不同意，还威胁我们。”小玉说，护照被收走了，她们回不了家，对方还表示，她们已经上了贼船，现在想走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她们报警，那么所有的罪责都会推到她们头上，到时会被判死刑。
说到这里的时候，小玉的眼泪流了下来。“当时很害怕，但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干。不干，管事的人会骂，有时还会打。”小玉说，刚开始的三天，她听到电话铃响都不敢接。“我记得接的第一个电话是个男的，他刚问了一句‘怎么回事’，我就把电话挂了。真的好害怕，这是骗人啊！”小玉说。
小玉自称以前对电信诈骗并不了解，自己也接到过一个“邮寄包裹”的电话，但她当时直接挂了电话，没有上当。想到现在自己在干着骗人的勾当，她心里很不安。“一开始他们安排的打电话的地方是贵州，我的老家，我真的害怕会骗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小玉说，当时她和两个小姐妹都不肯打电话，挨了不少骂。
不过，后来当电信诈骗的区域改到北京、天津之后，小玉心里的负罪感有了减轻，“至少不会骗到家里人了。”小玉说。
小玉等实施的电信诈骗，是由电脑软件向某个电话号段群发一个语音包，接到电话的人根据里面的语音提示操作后，电话就会接到小玉这里。在小玉等人居住的这幢三层楼里，她和小晴住在三楼的一个房间，接听电话也在这里。每天按照斯里兰卡的时间，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2点半，对应的北京时间就是上午10点半到下午5点，这个时间也正是大部分上班族上班，家中只有老人的时间。
“每天的电话总是不停，一天总要接五六十个电话，经常一个电话刚挂掉，另一个电话就进来了。”小玉说，大部分的电话接近来后，对方都会将她大骂一通，这让她感到屈辱；而还有一部分人则显得十分紧张，她按照剧本三言两语忽悠后，便转到了二线那边，“我知道他可能上当了，心里又不好受。”
在被抓获前，阿顺告诉小玉，她接到的电话中成功得手了好几笔，可以拿到上万元提成。不过，这钱没来得及发。得知有人被自己骗了，小玉的心里很不好受。“晚上睡不着，经常和小晴两个人抱头痛哭。想不到当时的出国发财梦竟然变成了现在屈辱的生活。”小玉说，她想到被自己骗到的人可能家破人亡了，想到自己可能会受到的惩罚，她就好害怕。
出国的事，小玉没敢告诉家里人，给舅舅的说法是自己到上海找同学一起打工了。“在斯里兰卡，真的很想家，想回家。”小玉说，管他们的台湾人也怕她们长时间没有消息，家人会报警，便定期让她们给家里打电话。“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台湾人就站在旁边听，如果我们说错话，那么会有惩罚。”小玉说，两个多月她给妈妈打过两个电话，几乎每次都泪流满面。
12月21日，警方突袭了小玉所在的诈骗窝点，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小玉反倒觉得是种解脱。“当时是早上，我拿了方便面准备下去煮早饭，这时有人跑上来说警察来了，然后一个斯里兰卡的女警就冲了上来，让我把手里的东西扔掉，不许动。”小玉说，当时她的脑海一片空白，警察叫怎么做，她就怎么做。不过，她并没有感到害怕，反而觉得轻松了。“终于可以回家了，可以结束这样的生活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小玉一直都在哭，只有说到被抓的一节时，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每个人都会犯错，好在我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只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的爸爸妈妈，怎么面对那些被我骗过的人。”采访结束时，小玉深深地低下了头。[详细]
来自贵州省铜仁市的小琴长相清秀，声音有点儿脆。这么一个看似怯弱的小姑娘，在电话诈骗活动中，扮演的却是威严的检察官。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官黄旭华”是她常用的身份。她在整个诈骗体系中扮演的是三线角色，也就是在前面一线、二线角色将受害人引入圈套后，她再临门一脚，将其彻底踹入诈骗陷阱，哄骗受害人将卡上的钱转至诈骗账户。
小琴每个月的诈骗提成收入达到数万元，是典型的“高收入群体”，但是，这样的高收入真的能让她快乐吗？
小琴是今年12月下旬在斯里兰卡落网的。据她说，她是糊里糊涂被人骗往境外的。
她说，她生活在单亲家庭，跟着妈妈一起长大，她还有个弟弟。她觉得妈妈偏心，对弟弟太好，所以十八九岁就离开了老家，和几个老乡一起到珠海一带打工赚钱，先是做餐厅服务员，后来从事按摩行业，再后来到酒吧、夜场混。今年9月，她和两个女老乡在一家酒吧里认识了一个叫小梅的台湾女人，此人穿着时尚、出手阔绰，似乎根本不用赚钱就有花不完的钱，这让小琴很羡慕。半个多月后，小梅提出可以带她们出国旅游，不但不收取她们任何费用，还可以让她们赚大钱。
小琴说，她和两个老乡都是“老江湖”了，对于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自然不会相信，但她们又十分羡慕小梅的生活。商量来商量去，她们觉得，最坏的结果，就是被骗去国外卖淫，对于这样的结果，她们并不惧怕，所以她们决定跟着小梅走。
后来，在小梅的安排下，一个叫齐哥的台湾人带着她和两个老乡从珠海过境到澳门，再乘船到香港，飞往泰国，然后转机到斯里兰卡。
刚到斯里兰卡的第一个星期，她们的日子过得很开心，齐哥安排她们住进了豪华酒店，带她们去唱歌，还带着她们去当地的赌场逛了逛，这让她们对未来的好日子满怀憧憬。然而，一周后，她们就被圈进了一幢独立的三层小楼，齐哥收走了她们的护照。当有人将一叠电信诈骗剧本摆放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她们才知道被骗到那里要做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
小琴说，“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拉开弓的箭，再也回不了头了。”
小琴交待，她诈骗成功的最大的一笔钱达到16万余元。这位受害人的情况她记得很清楚，是东北的一个老师。
“大部分我骗过的人是什么情况我都记不住了，可是这个人我记得很清楚。”她说之所以能够清楚地记住这个人，除了因为诈骗到的钱数比较大外，还有，她心中始终对那位老师怀有深深的愧疚感。她担心这16万是那位老师一辈子的积蓄，担心积蓄被骗光后，他承受不了，会寻短见。她说，打那个电话的时候，她一度心软，想放弃，但是涉及金钱数额较大的“单子”，他们身边都有监工，监工绝对不允许他们那么做。
小琴说，非但对那位老师，对所有被她骗走钱的人，她都怀有深深的愧疚，在斯里兰卡参与电信诈骗的那段日子里，她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深深的自责里。
她很清楚，他们每次诈骗成功，都可能造成一个家庭支离破碎，导致一个人家破人亡，所以，每拿到一笔诈骗成功的提成，她罪恶感都会增加一分。她说，自从走上电信诈骗这条路后，她就没睡过一天好觉，经常做各种各样的噩梦，有时候梦见自己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巴，不让自己说话，捂到窒息；有时候梦见正在花园里打电话，身边突然出现一群警察……
除了愧疚、自责，还有恐惧。小琴说，虽然躲在斯里兰卡，但是由于在国内的时候，从电视上看到过国际警务合作的案例，他们一直非常担心国内的警察会随时出现在面前，将他们抓捕归案，接受惩罚。他们所在的窝点平时都是大门紧锁的，但是有一个当地的阿姨会经常前去清理垃圾，每次那位阿姨摁响门铃的时候，他们都会吓得心惊胆颤。
小琴说，像他们这样的人，因为护照被组织者拿走，平时都过着像老鼠一样的生活。一般北京时间早上8点开始“上班”，如果能讲下来一个“单子”，要忙活上两三个小时，尽量赶在下午国内银行关门之前诱骗受害者将钱打出。
身上没护照，语言又不通，“下班”后或者没事的时候，他们大多窝在屋内，睡觉玩游戏。除了偶尔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必须上街外，很少外出，即使外出，也得向组织者报告。
组织者控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为了“收服”他们，只能不停地用金钱刺激他们。每一次诈骗成功，小琴都会得到一笔分成。到斯里兰卡前两个月，她的提成都达到了3万元以上。但是组织者一直对她说，你这点儿提成，跟别人比，实在是太少了，你要继续努力，多做“业务”，做大“业务”。
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组织者让他们放心，说是他们藏身在斯里兰卡，总人数又不是很多，大陆警方绝对不会不远万里费尽力气去抓捕他们的。
而结果却是，即使他们藏身在斯里兰卡，即使他们远在万里之外，即使他们的总人数只有几十人，江苏警方还是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将他们的窝点彻底端掉，将参与诈骗的嫌疑人一网打尽。
落网的时候，小琴从组织者那里领取的所谓的提成，不过只有6000多元，仅仅是他们许诺给她的提成的零头。她这才明白，所谓的高收入，不过是诱饵罢了。
说到这里，小琴又一次流下了悔恨的泪，她说，即使当初组织者允诺给她高额提成，她也从来没有真正高兴过。她还记得当初刚到珠海，在餐厅做服务员时拿到的第一笔工资，虽然只有600元，却是让她最开心的事，那钱拿的踏实。[详细]
去年9月12日，苏州市吴中区发生一起案值达120多万元的特大电信诈骗案，此后苏州又发生多起案值近百万元的电信诈骗案，市民损失总金额达到700万元左右。
鉴于案情重大，苏州市公安局调集刑侦、网警等部门合力破案。经过技术追踪，确认所有诈骗电话都是通过境外的网络拨打的，而窝点主要分布在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
经公安部协调，去年12月中旬，苏州市公安局在江苏省公安厅组织指挥下，派出五个工作组到境外，进行跨境大追捕。其中，苏州公安禁毒支队李牣支队长担任泰国行动组组长。
通过前期侦查，苏州警方确定，泰国的两个电信诈骗窝点一个在曼谷，一个在春波里府。12月13日，李牣等一行18名苏州民警开始分批赶赴泰国行动。“现在电话诈骗由一些大诈骗集团操纵，他们嗅觉灵敏，为了不引起泰国窝点的注意，我们前后分四批，以各种身份掩护进入了泰国。”李牣说。
李牣带领第一批行动组成员一进入泰国，就与先期到达的公安部刑侦局有关负责人联系，并在中国驻泰使馆帮助下，顺利与泰国警方对接，把前期掌握的数据等交给泰国警方。
“我国警察到了泰国是没有执法权的。所有侦查、抓捕行动必须依靠泰国的警察完成。拿到我们提供的线索，泰国警方依照当地法律，对电信诈骗窝点进行侦查，由他们负责查证和精确定位，然后布控。”
在李牣等资深警官看来，有了去年“11·29”跨国打击电信诈骗行动的合作基础，泰国警察还是很配合行动的，大约一周后，就查到了两个诈骗窝点的准确位置，并通知了苏州警方。
“具体的抓捕时机上，泰国警方尊重我们的意见。”李牣说，与去年“11·29”跨国抓捕行动由公安部统一指挥，在六国同时动手不同，这次公安部确定的基调是，哪个国家的抓捕条件成熟了，哪个国家就先动手。这样，泰国警方在12月25日把侦查到的所有案情通报了苏州警方，商定次日动手。第二天早晨，泰国警方进行动员，苏州警方配合，分为两个抓捕组，一个负责曼谷窝点，一个负责春波里府窝点，在两处同时抓捕。
根据泰国法律，入室抓捕必须申请搜查令。此前不能进入窝点一步，自然不容易掌握窝点内的情形。从前期掌握的情报看，曼谷窝点位于一个高档小区内，规模大。但当泰国警方抓捕小组早晨破门而入时，发现空无一人。
“我们是13日进入泰国的，但事后从物业处了解到，这个窝点14日就匆忙搬家了。行动或许早‘漏气’了。回头再来看，当初隐蔽进入泰国的做法是很有必要的。”李牣说。
警方分析，或许是曼谷窝点上层听到大陆警方到来的风声，但不知警方何时动手，为保险起见，“逃”为上策。正因如此，这个面积达650平方米的窝点被遗留下大量的作案物资。“三个大冰箱都塞满满的，地上的蔬菜、面包一大堆，牙刷、牙膏、毛巾、席梦思等都没拆封，一些办公用品也没上桌。从遗留的电话机、电脑等物品看，这个窝点起码曾住过几十人。”
虽然泰国警方在窝点没逮到嫌犯，但苏州警方固定了大量证据，其中包括一个升级版的电信诈骗剧本。
春波里府的行动进展顺利。“远远地看见楼上挂着衣服，里面肯定有人。”当泰国警方冲入这处两层小楼的别墅时，10名电信诈骗嫌犯没做任何反应，束手就擒。“泰国警方控制住现场后，我们进去搜集、固定证据，电话、电脑、网络设备等都登记或拍照，还找到了他们的接电话记录。”参与抓捕的苏州市网警支队四大队中队长曹煜说。
在对窝点取证时，最让曹煜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墙上一块白板，上面用醒目大字写着“本周目标50万元”。后来记者采访被押回苏州的电话接线员万佳时得知，那个周很不景气，到落网时一周已过去三天，才骗到几万元。
泰国抓捕的10名嫌犯当中，大陆的只有4名女子，其余全是台湾人。“在诈骗团伙中，现在台湾人的比重是大头，即便是接电话、打电话的小喽啰，大部分也是台湾人，这与前半年明显不同。”李牣说，出现此类状况，应该与大陆警方对电信诈骗的高强度打击有关。
“这次在境外的行动，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与泰国警方配合更加默契，虽然办案模式、沟通方式上有障碍，但整体的进程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李牣有些不快的是，曼谷窝点的扑空，使整个行动显得不甚完美。[详细]
电信诈骗防范讲得太多了，可依然有人上当，这是为什么？苏州电信诈骗受害人程娟（化名）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被骗的经历。骗子固然巧舌如簧，但被骗的人往往是因为自己的心理弱点而中圈套。
“我就是太看重自己的清誉，一心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再加上骗子唱的双簧，就轻易地上钩了。”程娟说。
程娟是个退休职工，工作的时候一直以正直、诚信自以为豪。“从来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我没有做过，也要求家里的人不能做。”程娟说，因为有这样的信念，那天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她真蒙了。
去年9月12日当天早上8点左右，程娟一个人在家，电话铃突然响了，接起电话，一串语音提示响起，“这里是社保中心，您的医保卡账户存在异常，详细查询请按‘1’……”对于一个退休的老人来说，医保是她最关心的事情之一。程娟按了“1”进行咨询。这时，一个带点广东口音的女声告诉她，她的医保卡被人在北京消费了，目前已被封卡。
程娟一听就急了，称自己从来没有到过北京，更别提在北京看病了。女声表示，从她们的经验来看，程娟的医保卡信息可能泄露，并被人盗用，需要向北京警方报案，并让他们传一个备案记录过来，才能将医保卡解封。而且对方还贴心地表示，可以为程娟转接到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很快，电话边转接到了北京“110指挥中心”，一位“警官”让程娟提供了身份信息，又将电话转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杨警官”那边。“杨警官”很耐心地又核实了程娟的信息，并通过对讲机让“总部”对她的情况进行核实。期间，“杨警官”还自报了单位的号码，让程娟查114进行核实，这个号码果然是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就在“杨警官”表示已经做好备案记录时，突变陡生，“总部”来电，称程娟涉嫌犯罪。
“杨警官”说，他们在查处一个贩毒团伙时，在犯罪嫌疑人窝点发现了多张存折，都是使用的程娟的名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参与了毒贩洗钱！”“杨警官”“义正词严”地说。
听到涉嫌犯罪，程娟又惊又羞，她极力向“杨警官”证明自己的清白，“我用人格担保，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你们可以去查！”这时，“杨警官”的语气缓和了一些，并表示他也想帮程娟，但她必须拿出更加有力的证据。在此过程中，程娟在电话中听到，“杨警官”和同时的对话，称检察院已经下发了对程娟的批捕通知书。这下她更加着急了，表示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至此，程娟已经完全堕入了对方的骗局。在“杨警官”的忽悠下，程娟没有联系家人，没有联系朋友，手机一直保持通话，怕没电还连上了充电器，最后拿出所有的存款共60万元汇到了对方所谓的“安全账户”上接受调查，整个诈骗过程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了下午5点。“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是清白的，不怕查，我就是要让他们查，让他们证明我的清白。”程娟说，自己数十年的清誉不能因为这点事而毁于一旦。
就是因为满足自己的自尊心，程娟的60万一去不复返。“事后想想，其实漏洞也很多，骗子就是利用了我急切证明清白的心情，他们抓住了我心理的软肋。”程娟说。[详细]
早些年，由于跨国电信诈骗犯罪“两头在外”，打击难度很大，很多诈骗分子得以逍遥法外。这两年，江苏警方接连出击，开展跨国大追捕，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打击跨国电信诈骗犯罪也越来越得心应手，诈骗分子的日子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滋润了。
亲身参与此次打击行动的苏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吴建伟对此深有体会。
去年9月下旬，吴建伟带领一个行动小组，共17名民警，分期分批前往马来西亚，捣毁两个电信诈骗窝点。
吴建伟说，在总结“11·29”案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他们为此次跨国打击行动做了详细的预案，对专案组民警全部进行培训，并制作了针对性很强的操作手册，其中包括出国后应该怎么做、怎么与人沟通、怎么固定证据、怎么冲击窝点、怎么押解犯罪嫌疑人等等，有了这本操作手册，哪怕没办理过跨国电信诈骗案件的民警，只要办过案，经过简单的培训，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事实上，他们这次派出去执行任务的民警，全都没有参加过“11·29”案件，这么做是有意安排，为了是在实战中进行练兵，让更多民警在实战中掌握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技巧，为常态化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培养力量。
为了教会基层警员怎么打击此类案件，刑警支队从每个分、县局都抽调了一批精干人马，每个行动小组都至少安排一名分、县局分管刑侦局长或刑侦大队长随同作战。当然，他们在国内进行了多次分组演练，保证打击行动万无一失。
这一次跨境打击电信诈骗行动，苏州公安打的不是突击战，而是常态化的合成战，刑侦、网侦、技侦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又通力合作，可以边侦查、边抓捕、边取证。
同时，在行动前，公检法系统进行了充分的协调沟通，每个小组都派出一名检察官随队出征，对民警搜集和固定证据给予现场指导。比方说，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只要打通诈骗电话500个以上，或者发送诈骗短信5000条以上，不管成不成功，都是情节严重，都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民警取证的目标更加明确，即使找到不受害人，也可以追究相当一部分参与电信诈骗犯罪的人员的责任，从而增强打击力度，提高威慑力。
在一些小细节上，专案组也都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吴建伟介绍，根据“11.29”案的经验教训，这一次，他们每一个行动小组都配备了精通英语的民警，不需要再请翻译就可以与东南亚那些国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直接沟通，很便利、很顺畅。因为减少了中间环节，既提高了办案效率，也增强了保密性。
吴建伟介绍，他所在的行动小组，首批民警在公安部和江苏省公安厅相关人员的带领下，于去年12月14日到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在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轻车熟路地将掌握的案件线索及行动小组的要求递交给马来西亚警方对接，请他们进行落地查证。
让吴建伟很感动的是，马来西亚警方派来与他们对接的人一见到他们，就竖起了大拇指说，“你们江苏警察又来了，厉害！”
根据行动小组提供的线索，马来西亚警方很快确定了诈骗窝点的详细地址，立即对其进行侦查监控，落实情况。
行动小组掌握的两个诈骗窝点，都隐藏在高档居民小区，是三层楼的独立别墅，四周有院墙，怕被人发现，窝点的窗户上全都拉上了厚厚的窗帘。为防止声音传出，“工作间”的窗户里面还用大大的泡沫板和床垫封死。
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警方对两个窝点发动突袭，一举抓获51名犯罪嫌疑人。这此时，这批人在上线的安排下，刚刚到达马亚西亚不久，房间内的网路刚刚铺好、房间也刚刚布置好，所有硬件条件都以具备，那些嫌疑人正在背诵诈骗剧本，准备大展宏图。
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在日记本上写着：“老婆，我现在在国外努力打拼，一定要大赚一笔回来。”妄想发笔横财，“大赚一笔”，是这些人的普遍心态。
据吴建伟说，这些落网的犯罪嫌疑人，其中鱼龙混杂，有前科劣迹的、有吸毒的、有好逸恶劳梦想发大财的……行动小组在一个窝点抓获一名台湾通缉犯，在另一个窝点还查获少量毒品。
这些人中，除了上层组织者，大都被被组织者牢牢控制，或者用收护照的方式，或者用金钱诱惑的方式，让他们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当央视网记者问到此次跨国办案中遇到的困难的时候，吴建伟笑着说，因为有以前的成功经验，加上前期预案做得很细，该考虑到的基本都考虑到了，所以他们办案的时候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
有点儿让他们头痛的，是吃的问题。马来西亚本地饭菜都喜欢放咖哩，这让国内去的民警受不了。而当地任何一家中餐馆消费都比较高，为了省办案经费，他们就去找中餐大排档，每天只吃两顿饭，中餐和晚餐。
而中午正是马来西亚当地人做祷告的时间，行动小组的民警一般都在路上，乘当地警方休息的时候赶路，等对方上班后，就可以直接接洽，开展工作了，这样就可以让行动的效率尽量达到最大化。当然，中餐也可以免了。
而打击跨国电信诈骗犯罪，最怕的就是信息被泄露。如果事先走漏风声，行动将功亏一篑。而此类犯罪已形成集团化，犯罪分子十分狡猾，反侦查意识很强。
为防止泄密事件发生，行动小组采用分期分批出击的方式。吴建伟说，他们这个行动小组最后一批到达马来西亚的民警，直到冲击诈骗窝点前才连夜飞赴目的地，到达目的地时正是当地时间凌晨3时许。
行动很成功，首先是因为得到了大使馆的全力配合与支持。到达马来西亚后的住宿、出行、车辆安排等问题，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提前做了精心的安排，充分考虑到了保密性的问题。
让吴建伟十分感谢的，还有马来西亚当地警方。他说，这次行动让他感觉到，全世界的警察都有很强的正义感，凡涉及到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他们都和中国警察一样，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平时行动小组提出要求的时候，只要是合理的，马来西亚警方负责侦办此案的负责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No problem!”。
两国警方在合作办案的过程中，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合作，对跨国电信诈骗犯罪进行常态化打击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应有的贡献。[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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