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2009年10月，山西左权县桐峪镇，种了一辈子地的高乃文没有想到，自己从莲花岩的一处崖居（崖居：山洞）发现一沓发黄的纸页，居然填补了中国历史的一段空白。

这沓发黄的纸页是由74年前八路军医院开出的83张死亡证明书组成的，蓝黑色的字迹不仅清晰的记录着战士们牺牲前的诊疗过程、死亡原因，也由此引出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左权的抗战史。

经山西省文物局鉴定，它属国家三级文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表示：目前，在馆里还没有一份像这样的实物证书。

随着这份涉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全国7省市、83人的名单被发现，一直有着英雄情结的高乃文有个愿望，希望能把这83份珍贵档案留在左权，为83名战士开个迟到的追悼会，找一片墓地，为他们立碑，将死亡证明书上的内容全部刻上去。

崖居缝里发现死亡证明

桐峪镇距离左权县城70里，沿着山路行驶一个多小时后，就能看到夹在山中间只有一条街道的小镇。此时正值中午，很多百姓都端着一大碗面蹲在自家门前吃着，听说记者要去莲花岩，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莲花岩正在进行旅游景区开发，目前没有班车，开车去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名字让人充满想象的莲花岩其实是在一个人烟很少的山沟里，2005年，左权县政府提出发展生态庄园的新思路，2009年，响应县里“转型跨越”的号召，高乃文买下莲花岩这片2700亩的荒沟。

66岁的秦连昌是桐峪镇人，从出生到现在，他没有离开过这里。

对于面朝南、冬暖夏凉的崖居，他很有感情，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就无人再住，空了近三十年。而不住的原因也很简单：喝水要从山上挑，收粮食也得翻过一座山。

村里人口本来就不多，当年和秦连昌一家住过崖居的老人也都相继离世。

没人能比从小在这里长大的老秦更熟悉当地的环境，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说起八路军打仗的故事，而发现83份八路军战士死亡证明的地点，就是他大姐夫曾经住过的崖居。

原来，为了将已经坍塌、破损的崖居恢复，高乃文就和工人一起修葺和打扫，正要收工时，他们却在其中一间崖居的石缝里发现一沓散落的黄纸，这些纸张虽然薄、脆，也没有外皮，但每张上面的字迹却十分清晰。

“职别：卫生部青年队学员 姓名：宋喜成 年龄：16 籍贯：（晋）辽县东乡上庄村人 何时何地入院：1939.8.3在武乡南郊村入院 诊断：溃疡 死亡日期：1939.8.12下午二点钟牺牲”。83份死亡证明书，清楚记录着每位战士的姓名、职别、年龄、籍贯等基本信息，除此以外，诊断、治疗经过和死亡原因也都清晰记载。

83份证明书拼出左权抗战史

发现83份八路军战士的死亡证明书，让从小就有英雄情结的高乃文激动不已，仔细翻看每个死亡证明后，他得出一个线索，这83位八路军伤员的入院和牺牲时间均为1939年8月到12月之间。

之后，他专门找来资料研究，1939年，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当时日军3万兵力分9路进攻辽县（今左权县），并三度占领辽县县城。

当年7月，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等移驻辽县东南的桐峪镇，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指挥下，一二九师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年，左权县只有7万多人，但在战斗中，除了嗷嗷待哺的婴儿，全县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参战，有一万多人牺牲，最后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同时，也有资料记载，当时，八路军卫生部长是钱信忠，他带领的卫生部及总医院就在这里的桐峪镇。为了躲避日寇的炮火，医院就建在只有羊肠小道才能到达的悬崖峭壁上。

“很多八路军战士在战场上受伤后，不是得不到良好的救治，就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因饥寒交迫而牺牲。这83名牺牲的战士中，除了枪炮伤外，死亡原因最多的是急性肠炎、痢疾、感冒等。”时间、地点上的高度吻合，这83名战士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受伤并牺牲的。

除此以外，记者整理83份名单后发现，这些八路军伤员主要来自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七七二团，以及后勤保障部门。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三八五旅和三八六旅均是一二九师的主力，其旅长分别为陈锡联和陈赓。

牺牲人中大多为普通战士 最小15岁

在这83人当中，有山西籍的战士33人，河北籍的38人，其余还有来自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等7省市的战士组成。

职位最高的人叫刘文炳，为军区独支二大队一营一连连长，其余则为班长和其他普通战士。

年纪最大的是45岁的山西人莫义和，牺牲前是一位炊事员。最小的是15岁的张双宝，是一位来自河南内黄县的青年队战士。家最远的是来自四川广元的23岁的小伙梁松元。

遗憾的是，在这些牺牲证明中，也有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战士死亡证明，在伤员籍贯一栏直接写着“不知道”。对于这种情况，记者向有关专家求证后得知，很可能是伤员到了医院后就昏迷不醒，很快就牺牲了，所以没有留下名字和籍贯。

这样的说法在一份死亡证明书上得到证实，在一位名叫张德朝战士的死亡证明上，医生的诊断结果是流行性感冒。在死亡原因中这样记录：此人来时就不会说话，来的时间不够二十四小时就牺牲了，所以连队职别都不知，也未经治疗。

这些牺牲证明的最下方，分别签有卫生所所长和主治医生的姓名。记者看到，签署这些证明的分别有二所所长汤正兴、四所所长杨朝宗，五所所长何正清等人。但未查到与他们有关的资料。

为83名战士树碑纪念

2013年春节前夕，高乃文的朋友吕吉山无意中了解到这个事情，他随后把这份资料影印下来，带着前往北京，搜集线索。

今年3月，山西省民政厅邀请山西省文物局鉴定处相关人士前往左权，对这份资料进行鉴定，经鉴定为三级文物。

得知左权发现重要红色文物，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均表达了收藏意愿，但被高乃文婉拒。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的工作人员在见到死亡证明的照片后表示：目前，馆里还没有一份像这样的实物证书。这些档案非常珍贵，有可能填补现有史料的空白。

采访中，高乃文说，左权是八路军主要活动地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为数众多的八路军战士在这里生活、战斗，他希望能把这83份珍贵档案留在左权，为83名战士开个迟到的追悼会，找一片墓地，为他们立碑，将死亡证明书上的内容全部刻上去。[详细]

72岁宋丙辰的奶奶故去三十多年了。

临行前，老人留下遗言：“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把你二叔找到。”

说完这话，生养三个儿子并都送去参军的老人走了，为他料理后事的只有孙子宋丙辰一人。

那年，宋丙辰40岁。

二叔宋喜成牺牲74年后，已经72岁的宋丙辰没想到会意外得到二叔的下落，看着山西志愿者递上的二叔死亡证明，老人跪在地上，对着唯一一张有爷爷奶奶的照片说：“你们放心吧，二叔找到了。”

宋家三个儿子同时参军

山西晋中市左权县芹泉镇上庄村有两户姓宋的人家，70多年来，村里人谁家有个头疼脑热了，都会让宋丙辰的爷爷给瞧瞧，他也会自配上一些中草药给大家吃。

从小，宋丙辰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也将他身上全部医术传给了孙子。

直到宋丙辰19岁那年，爷爷告诉他一件事：他们生养三个孩子，在他们分别18岁、16岁、15岁的那一年，兄弟三人同一天参军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以后的日子里，在海拔1200米高的山腰处，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妇，一声不吭地坐在村口的石头上，两眼直勾勾的看着眼前的那条山路。

常常一坐就是一天。

爷爷很少提及这些事，想儿子的时候就会抽旱烟，宋丙辰的奶奶却总说：“我儿参加八路时还是个娃娃，怎么这么多年了也没个下落。”

之后才知道，宋丙辰的爸爸作为南下干部去了郑州后又调往新疆，三叔到了广州，只有二叔至今没有音信。

三十多年前，爷爷奶奶相继离世时，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二小子。临行前，老人留下遗言：“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把你二叔找到。”

74年后叔叔回家

是否能找到牺牲战士的家属，在出发前，山西志愿者赵光晋说，他们心里没一点底，根据死亡证明书上的地址详细情况，他们决定先寻找16岁牺牲的宋喜成。

志愿者的到来，瞬间让不大的村子热闹起来，村民热情的领着大家往宋丙辰家走去。

眼前72岁的宋丙辰老人住在30多平米的房间里，虽已满头白发，但身子骨仍然硬朗，看到很多人来到自己家，老人很窘促，手忙脚乱的拿出家里的核桃招呼大家吃。

老人说，父亲弟兄三人参军后，就留下他在村里照料爷爷奶奶。爷爷宋思和是村里的医生，新中国成立后县里还颁发了中医执业证书，他父亲和叔叔们也都学过医。记者在宋喜成的死亡证明上看到，职别一栏记载有“卫生部青年队学员”的信息，证明宋喜成参军时懂得医术。

“我父亲和他的叔伯兄弟们，小名都带一个‘成’字。”抗战时参军、小名与叔伯兄弟相随、一家人全学过医——种种条件表明，宋丙辰应该就是宋喜成的侄儿，这样的结果让志愿者非常兴奋。

这时，志愿者们拿出宋喜成死亡证明的影印件给老人看，当看到“自来时没有病到入院的七天头上，身觉稍寒冷头痛不想饮食，给已发汗的疗治后又投以强心健胃，到得病的第二天头上而牺牲”的治疗经过时，老人哭了，“真的没想到，他那么早就走了。”

第一位英雄后人找到，更激发了山西志愿者寻找其他英雄后人的信心。但不可否认的是，按照当年牺牲英雄去世的年纪和年份推算，这些革命先辈如果还有后人的话，也都七八十多岁了，为他们寻找亲人的难度很大。[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