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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01日 12:06 关键词: 山西农民 八路军战士 死亡证明

山西农民发现83名八路军战士死亡证明

央视网 记者:王莉莉

核心提示:山西左权县桐峪镇农民高乃文在一处崖居发现一沓发黄的纸页,是由74年前八路军医院开出的83张死亡证明书,经山西省文物局鉴定,它属国家三级文物,并填补了中国历史的一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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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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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刷新 更新时间:1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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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记者王莉莉 报道)时间回到2009年10月,山西左权县桐峪镇,种了一辈子地的高乃文没有想到,自己从莲花岩的一处崖居(崖居:山洞)发现一沓发黄的纸页,居然填补了中国历史的一段空白。

这沓发黄的纸页是由74年前八路军医院开出的83张死亡证明书组成的,蓝黑色的字迹不仅清晰的记录着战士们牺牲前的诊疗过程、死亡原因,也由此引出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左权的抗战史。

经山西省文物局鉴定,它属国家三级文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表示:目前,在馆里还没有一份像这样的实物证书。

随着这份涉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全国7省市、83人的名单被发现,一直有着英雄情结的高乃文有个愿望,希望能把这83份珍贵档案留在左权,为83名战士开个迟到的追悼会,找一片墓地,为他们立碑,将死亡证明书上的内容全部刻上去。

崖居缝里发现死亡证明

桐峪镇距离左权县城70里,沿着山路行驶一个多小时后,就能看到夹在山中间只有一条街道的小镇。此时正值中午,很多百姓都端着一大碗面蹲在自家门前吃着,听说记者要去莲花岩,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莲花岩正在进行旅游景区开发,目前没有班车,开车去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名字让人充满想象的莲花岩其实是在一个人烟很少的山沟里,2005年,左权县政府提出发展生态庄园的新思路,2009年,响应县里“转型跨越”的号召,高乃文买下莲花岩这片2700亩的荒沟。

66岁的秦连昌是桐峪镇人,从出生到现在,他没有离开过这里。

对于面朝南、冬暖夏凉的崖居,他很有感情,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就无人再住,空了近三十年。而不住的原因也很简单:喝水要从山上挑,收粮食也得翻过一座山。

村里人口本来就不多,当年和秦连昌一家住过崖居的老人也都相继离世。

没人能比从小在这里长大的老秦更熟悉当地的环境,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说起八路军打仗的故事,而发现83份八路军战士死亡证明的地点,就是他大姐夫曾经住过的崖居。

原来,为了将已经坍塌、破损的崖居恢复,高乃文就和工人一起修葺和打扫,正要收工时,他们却在其中一间崖居的石缝里发现一沓散落的黄纸,这些纸张虽然薄、脆,也没有外皮,但每张上面的字迹却十分清晰。

“职别:卫生部青年队学员  姓名:宋喜成  年龄:16  籍贯:(晋)辽县东乡上庄村人  何时何地入院:1939.8.3在武乡南郊村入院  诊断:溃疡  死亡日期:1939.8.12下午二点钟牺牲”。83份死亡证明书,清楚记录着每位战士的姓名、职别、年龄、籍贯等基本信息,除此以外,诊断、治疗经过和死亡原因也都清晰记载。

83份证明书拼出左权抗战史

发现83份八路军战士的死亡证明书,让从小就有英雄情结的高乃文激动不已,仔细翻看每个死亡证明后,他得出一个线索,这83位八路军伤员的入院和牺牲时间均为1939年8月到12月之间。

之后,他专门找来资料研究,1939年,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当时日军3万兵力分9路进攻辽县(今左权县),并三度占领辽县县城。

当年7月,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等移驻辽县东南的桐峪镇,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指挥下,一二九师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年,左权县只有7万多人,但在战斗中,除了嗷嗷待哺的婴儿,全县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参战,有一万多人牺牲,最后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同时,也有资料记载,当时,八路军卫生部长是钱信忠,他带领的卫生部及总医院就在这里的桐峪镇。为了躲避日寇的炮火,医院就建在只有羊肠小道才能到达的悬崖峭壁上。

“很多八路军战士在战场上受伤后,不是得不到良好的救治,就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因饥寒交迫而牺牲。这83名牺牲的战士中,除了枪炮伤外,死亡原因最多的是急性肠炎、痢疾、感冒等。”时间、地点上的高度吻合,这83名战士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受伤并牺牲的。

除此以外,记者整理83份名单后发现,这些八路军伤员主要来自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七七二团,以及后勤保障部门。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三八五旅和三八六旅均是一二九师的主力,其旅长分别为陈锡联和陈赓。

牺牲人中大多为普通战士 最小15岁

在这83人当中,有山西籍的战士33人,河北籍的38人,其余还有来自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等7省市的战士组成。

职位最高的人叫刘文炳,为军区独支二大队一营一连连长,其余则为班长和其他普通战士。

年纪最大的是45岁的山西人莫义和,牺牲前是一位炊事员。最小的是15岁的张双宝,是一位来自河南内黄县的青年队战士。家最远的是来自四川广元的23岁的小伙梁松元。

遗憾的是,在这些牺牲证明中,也有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战士死亡证明,在伤员籍贯一栏直接写着“不知道”。对于这种情况,记者向有关专家求证后得知,很可能是伤员到了医院后就昏迷不醒,很快就牺牲了,所以没有留下名字和籍贯。

这样的说法在一份死亡证明书上得到证实,在一位名叫张德朝战士的死亡证明上,医生的诊断结果是流行性感冒。在死亡原因中这样记录:此人来时就不会说话,来的时间不够二十四小时就牺牲了,所以连队职别都不知,也未经治疗。

这些牺牲证明的最下方,分别签有卫生所所长和主治医生的姓名。记者看到,签署这些证明的分别有二所所长汤正兴、四所所长杨朝宗,五所所长何正清等人。但未查到与他们有关的资料。

为83名战士树碑纪念

2013年春节前夕,高乃文的朋友吕吉山无意中了解到这个事情,他随后把这份资料影印下来,带着前往北京,搜集线索。

今年3月,山西省民政厅邀请山西省文物局鉴定处相关人士前往左权,对这份资料进行鉴定,经鉴定为三级文物。

得知左权发现重要红色文物,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均表达了收藏意愿,但被高乃文婉拒。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的工作人员在见到死亡证明的照片后表示:目前,馆里还没有一份像这样的实物证书。这些档案非常珍贵,有可能填补现有史料的空白。

采访中,高乃文说,左权是八路军主要活动地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为数众多的八路军战士在这里生活、战斗,他希望能把这83份珍贵档案留在左权,为83名战士开个迟到的追悼会,找一片墓地,为他们立碑,将死亡证明书上的内容全部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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