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分子企图重现“皇军梦”

最近日本政坛的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走向右倾不只是一种趋势，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日本的右倾化，有其内在必然性。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日本孤悬海外，地域狭小，人口密集，资源匮乏，市场容量小，缺乏作为一个政治权力中心所必需的空间宽度和战略纵深。日本要想参与国际竞争并取得优势，只能走出岛屿。地缘政治因素决定了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侵略扩张的原生动力和内在需求。基于此，日本不仅二战前就有了“先占台湾，次朝鲜（半岛），再满洲（中国东北），而后中国大陆，进而全世界”的扩张路径，且这一国家战略理念甚至代代相传至今，为一些日本政治人物和统治精英所继承。值得注意的是，大和民族固有的生存危机感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忍耐、自律、坚持的民族特性，在特殊情况下往往能够自然而快速地发展成为迫害妄想症、虐待和偏执狂。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二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并未得到根除，其核心标志是军国主义的象征——日本天皇——并未受到战争惩罚并得以保留至今。日本右翼势力并不认为二战是他们的失败，而更倾向于当成其前进道路上的一次挫折，或是一次考验。这从战后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等问题上，均可清晰地看到。有人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日本就像一个偷盗不成被抓的窃贼，一边唠叨“偷东西不对，但我也是太饿，没办法，请原谅”，一边琢磨着“这次被抓是因为几个环节没把握好，下次一定得注意”。只要机会出现，日本右翼一定会东山再起并取得国内政治主导权，因为日本国内实际上并无能够与之抗衡的有效政治力量和制约其发展的社会基因。

从现实的情况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国内政局动荡不稳，“正常国家化”推进步履维艰，老龄化导致的社会沉闷与僵化问题日益严重，失望与不满、期待改变而又无法改变的情绪，弥漫日本社会。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崛起速度之快、来势之猛，超出日本人的预估和心理承受能力，更加加重了日本社会的失落和恐惧。在这样的态势下，违背常规、外表强势、敢于挑衅中国、致力于修改宪法、重振经济的安倍政权能够得到很高的民意支持率，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而这又为日本的右倾化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氛围和条件。[详细]

美日海上演习

能够阻挡日本右倾化的只有美国，但美国似乎并不想这么做。日前，美国对日本修宪问题表态：“此事属于日本内政，不会干涉。”这说明，美国不但不阻止，甚至会默许或纵容日本在右倾化道路上走下去。

美国为何采取这样的做法？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发展，激化日本与中国、俄罗斯、朝鲜甚至是韩国的矛盾与争端，既有助于加强美国对其东亚盟国的控制，又能牵制中国、俄罗斯，从而强化美国在东亚安全机制、战略格局中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美国对安倍政权的支持不会是白给，自然会要求日本付出必要的代价，比如开放农产品市场、保留美军冲绳基地等，而日本对美方的要求只能照单全收。这样“一石多鸟”、只赚不赔的事情，美国人当然是愿意做的。

美国的做法，在表面上表明其在控制日本方面还是比较自信的——相信自己过去能够、现在能够，将来也能够有效控制日本。长期以来，美国对日本采取“缰绳”策略，需要日本往前冲时，就放一放缰绳；觉得日本过头时，再收一收。几十年来，美国根据经验认为，自己在用缰绳时是收放自如的。目前，美国就认为需要日本往前冲了，所以一直在放缰绳，等到它过头了再收。殊不知，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日本并不甘心永远被套着缰绳，而是想猛跑下去，直至把缰绳跑掉；其二，日本的“和平宪法”就是缰绳，修改和平宪法不是放松缰绳的问题，而是撤掉缰绳的问题。

美国坚信自己能够控制住日本，而日本坚信终有一天会摆脱控制。这就是二战后美日两国的游戏和博弈。

美国的做法实质上反映了其实力的衰退。尽管美国制定了重返亚太的战略，但它还不能从伊拉克、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彻底抽身，其国内安全形势也不乐观，欧洲、拉美也潜伏着美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些因素制约了美国在亚太特别是东亚的力量投放。同时，美国也无力承担与中国、俄罗斯（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朝鲜）发生直接对抗、冲突的风险和代价。因此，美国要想实现其重返亚太的战略，不得不更多地利用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但是，美国又担心日本凭现有力量无法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相抗衡，因此“被迫”给日本松绑，以促使其“在东亚安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在客观上为日本右倾化提供了可乘之机。[详细]

日本右翼分子大游行

中日钓鱼岛争端，便是美国对日策略造成的。

综合地缘政治、国民心理、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再结合美国的需要和策略，可以看出，当前日本走向右倾的内外、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日本右倾化已是必然。日本政坛的政客们近来不断大放厥词，冒出“惊人之举”，黑脸、白脸纷纷登场，极有可能就是为此进行试探和引导舆论——风顺则进两步，水逆则退一步。这也是日本惯用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

日本的右倾化，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对中国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形成巨大的挑战。

从短期看，首先是中日之间围绕热点问题的矛盾会激化，直接冲突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对中国处理对日纠纷带来挑战。日本为了给向右走提供理由和借口，必然会强化“中国威胁论”，在钓鱼岛、东海问题、历史问题等多个热点制造事端。对此，如果中国不加理睬或回应不到位，日本就将变本加厉、乘虚而入；如果中国回应强硬或者过激，日本会就此否定中国崛起的和平路径，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论”。这种情况，在钓鱼岛问题上已有明显体现。

其次，日本加强了和菲律宾、越南、印度、蒙古等国的交往，意在构建对华包围圈。这对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形成了全局性挑战。日本的种种动作，即使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包围圈，至少也会使中国在处理南海岛屿争端、中印边界等问题时受到牵制，分散精力。这会增加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难度。

再次，日本右倾化带来的牵制，会使中美两国解决一些热点问题的回旋余地减少，给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挑战。在中日所有纠纷形成和处理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美国因素，而在当前的态势下，中日矛盾的激化，迫使中美两国在某些热点问题上不能再采取模糊战略，不得不做出表态，划出底线。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往往不得不主动或是被动地暗中偏袒日本。这必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形成干扰和障碍。

最后，日本的右倾化，必然导致中日经贸关系短期内的后退，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构成挑战。日本对华投资和贸易额在2013年1季度都出现明显下降，尽管日本对华经济依存度高于中国对日依存度，但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经贸关系的倒退，毕竟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小的不良影响。考虑到中国正处于应对金融危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这些不良影响更值得我们重视。[详细]

日本自卫队

从长期来看，日本右倾化的影响有三：

一是削弱和破坏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从而为中日建立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带来挑战。在战略上，中日两国实际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因而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合作空间。一方面，中国具有广阔的大陆地域、潜力无限的市场、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发展前景，这正是日本所欠缺的；而日本具有的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又为中国所急需。另一方面，除了东海油气田开发、钓鱼岛等局部、个别争议外，中日之间现实的、不可调和的争议并不多。中日之间完全应该按照两国老一辈政治家提出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搁置争议”、“世代友好”等方针，求同存异，实现共赢。回顾中日建交以来到本世纪初，中日之间总体政治关系良好，深度的经贸合作，广泛、频繁、深入的民间交流，使双方均受益匪浅。日本政府提供的援助贷款、援建项目，日本企业特别是机械、电子、汽车等行业纷纷到华投资设厂，使中国得到了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使日本成功地为其资本和企业开拓了海外市场。即使发展到今天，双方在战略上的相互需要和相互补充并未消除，而是面临着领域转换和结构调整。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中日双方能够保持业已形成的良好合作态势，不断推进战略合作的深入，今日之东亚，将会出现多么美好的发展局面。

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复苏，日本开始与中国逆向而行，先是在政治上故意否定历史认知，激化现实矛盾；进而在经贸领域扩大分歧，减少合作；最终发展成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急先锋，不惜干出一些不人不利己的事。日本在历史、军事、领土、政治等多个领域的右倾化，将使中日之间花费30多年建立起来互信和交往基础被不断削弱直至彻底破坏。从近年来中日高层交往日益减少和沟通渠道几近中断，以及民间互不认同感和憎恶感日益增强，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日本右倾化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在短期内不但不可能得到消除，还会进一步激化两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并进一步加快日本右倾化的步伐，增加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风险。

影响之二是会搅乱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对东亚安全和稳定带来挑战。冷战结束后，东亚整体上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在很多方面已取得不小的进展。如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持续发展，多边合作有所增强，“东盟+1”机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等。东亚呈现出构建一种本地区国家广泛参与，通过协商和合作保障本地区安全的态势。这对传统的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国同盟国为基础、美国和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支撑的安全机制形成了挑战，美国面临作用淡化甚至是被挤出东亚的局面，这是美国不愿看到也不能接受的。因此，美国纵容或唆使日本右翼势力挑衅发难，其真实目的就是阻碍和防止东亚形成一种非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

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由于日本的右倾化，中日、日韩、日俄关系都出现了急剧退化，东亚大国之间的关系恶化；日本对东南亚各国不断拉拢和诱惑，构建对华包围圈，客观上离间了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分化了东盟；加剧了朝核问题的复杂程度，六方会谈机制有中断和彻底被破坏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如果日本沿着右倾的道路不断走下去，修宪成功、重整军队、强化武装、恢复军国主义，那么，东亚必然会被引入一种以军备竞赛、军事对抗为日常状态和主要内容的安全态势中，东亚的整体稳定和安全就会面临严重挑战。

影响之三是日本充当了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中的“负能量”，对世界的长期和平与发展形成挑战。日本的右倾化，在历史上美化战争与战犯，否定二战侵略史及其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否定战争的反人类性；在政治上大搞民粹主义、国粹主义，鼓吹军国主义；在经济上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挑起“货币战争”。这样的做法和时代的特征背道而驰，是负面和消极的。如果这样的“负能量”成为了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题，那将来的世界就不会有和平，更无从谈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日本的右倾化，就是防止日本右翼和其背后的势力把世界拉入战争和倒退。

在一定意义上，日本走向右倾，是中国国家战略面临的一次危机。但“危机者，危中有机也”，这也是中国调整国家战略、构建有利于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东亚战略新格局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大好时机。[详细]

空降兵某部战士离开营区，开赴演习集结地点

日本右倾化，是美国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调整的结果，也必然推动东亚战略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的深刻变化。因此，从应对的策略来讲，需从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出发，站在构建东亚战略新格局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高度，既考虑眼前问题的解决，又顾及长远态势的发展，综合利用多种手段，“以我为主、整体布局、疏堵结合、文武兼用”，方是万全之策。

以我为主，强调占据战略主动。日本右倾化，必然在领土（海）、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不断挑起争端，如一一被动应对，必然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必须主动抢占战略高度，把事态发展引入到我们掌控的轨道中来。这个战略高度，就是明确提出“中国国家安全”的概念并建立确保“中国国家安全”的机制。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要中国担当与国际地位相符的责任。这种说法没有错，但与此同时，却鲜有人提出如何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似乎中国只需要保证承担国际义务，而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与他国无关。这种观点是一种明显的国家歧视，在逻辑上也是混乱的。说得更直白一些，既然中国承认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东亚现存战略格局，并努力遵守国际规则，恪守自己的国际义务，那么，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和东亚战略格局，就有义务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这应是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前提。

因此，中国必须清晰而响亮地提出“中国国家安全”的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内容：一是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任何试图将中国的某一部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动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侵害；对存在主权争议的领土（海），未经中方同意，任何国家不得单方面采取行动占据主权或将主权交予第三方。二是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自由与安全，任何针对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而进行的封锁、包围和阻碍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侵害；三是中国海内外投资与人员的安全，这意味着中国国家安全自然延伸至其海外投资与人员。包含以上内容的中国国家安全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保障，这是中国应有之权利，也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前提.当然，中国也必须拥有足够保障这一基本国际权利的军事力量。大张旗鼓地提出中国国家安全概念，有利于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利益范围，为日本的右翼势力及其背后的力量划定“红线”。

整体布局，强调机制优先。战后东亚安全机制，是美国主导下的以美国同盟国为基础，美国和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支撑的安全机制。这一机制存在的天然缺陷，就是它是由并非东亚国家的美国主导的，如果美国哪天出于某种原因，撒手不管或是故意搅乱这一机制，东亚势必大乱（日本右倾化引起的东亚局势变化，实际上就是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结果）。所以，东亚安全机制并不安全。东亚的长期稳定必须建立在东亚各国全面参与、自我主导的安全机制的基础上。目前中国不想也无力去主导这样一个机制来替代现有机制，但完全可以主动出击，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形式灵活而又有利于自身的安全新机制。比如，在朝鲜半岛，可以以“中国东北和半岛安全”为核心内容分别与朝鲜和韩国形成战略安全合作机制；可以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形成确保成员国在东亚和亚太地区安全和利益的合作机制……事实上，周边国家和组织存在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建立可以互相确保国家安全的机制的内在需求——毕竟东亚各国谁也不可能把自己“搬迁”到地球上另一块地方去，不可能永远依靠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来提供安全保障，何况美国也不可能永远提供这样的保障。这些做法不但可以有效打破日本构建对华包围圈的企图，而且会迫使日本回归亚洲，参与到东亚各国共建和平与发展的东亚新秩序的进程中来。

疏堵结合，强调统筹当前与长期。针对日本右倾化，近期必须以“堵”为主，针锋相对，露头就打。特别是在引发整个紧张局势的“钓鱼岛”问题上，要坚持目前的不退不让的方法，不怕隔空喊话、不怕紧张对峙、不怕擦枪走火、不怕军事冲突、不怕事态升级，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和意志，坚决打掉日本右翼的嚣张，迫使其回到谈判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方面，我们意志越坚决，目标越坚定，准备越充分，就会越主动。从长期来看，在防止日本在右倾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同时，还必须对日本“谋求正常国家化”的诉求加以疏导。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对内对外政策处处受美国的挟制。这种状态不可能永远维系下去，日本早晚要回归为一个“正常国家”。如果中国对日本的这一诉求只是一味地围堵，势必将其推向敌对方面，为其右倾化提供动机和理由；相反，如果理性地对待日本的政治诉求，支持其在东亚和国际社会发挥正面、积极作用，让其看到走“正常道路”回归“正常国家”的希望，就有希望改变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力量对比和民众心理，有利于引导日本加强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同构建有利于东亚整体安全和发展的新秩序。

文武兼备，强调对应手段完备。“文”是指经济文化，“武”是指军事。对付日本右倾化，必须文武兼备，综合运用经济文化手段和军事手段。经济上，针对日本可能和已经实施的投资撤离、产业转移、日元贬值、贸易保护等措施，我们必须以调整自身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基础，以扩大资源开发、新能源研发、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为重点，以开拓新兴海外市场，增强全方位国际合作为保障加以应对。在文化方面，针对日本在历史、战争、战犯、慰安妇等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和反动言行，我们有必要加强有关问题的研究、交流和宣传，特别是发挥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巨大作用，推动有关问题的民间国际交流。在军事上，更是要做好必要的、充分的、确定的军事准备，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打破别人的一切幻想和企图。战略上走和平发展之路，军事上却必须按照必有一战来准备。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军事上没有实力，没有准备，一切的良好愿望均是空中楼阁，结局肯定是悲剧性的。

化解日本右倾化带来的威胁与挑战，为我们实现自身发展，调整对外战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盼望我们能够抓住机遇，正确应对，为中国，为东亚，为世界，开创一个和平的政治新秩序。[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