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区闲置的空地成了垃圾场和居民种菜的地方

常住人口40万，流动人口高达60万；远离市区，房价较低，周边交通便利……这就是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聚集地区——天通苑，也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社区。近期有媒体报道“天通苑曾是大型垃圾填埋场”的历史后，天通苑土壤污染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20年以后，天通苑肯定是北京的癌症高发区！”早前，甚至有网民在某社区论坛上如此悲观地预计，“天通苑那片地区最早时候是北京的垃圾处理场，土地和地下水早就被污染了，住在天通苑的居民现在开始攒钱吧”。

为一探究竟，记者来到了天通苑西区。

私自围起的闲置土地

天通苑社区位于北京市区以东的昌平区东小口镇，属于城乡结合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全面，有物美，家乐福等大型购物中心，以及龙德广场、北方明珠、天通尾货等诸多大型商城。

稍早前，有媒体报道称，“从50年代开始，天通苑就是北京城市垃圾填埋场，天通苑东区曾是处理生活垃圾的区域，西区则是处理医疗垃圾的区域。垃圾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对土壤产生影响，若土壤中有害物质过超过其自净能力，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就会产生变化，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有害物质或其分解产物在土壤中会逐渐积累，间接被人体吸收，从而危害人体健康。”

对于曾被用于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因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人体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地块，西方用“棕地”（Brownfield Site）来概括。

“棕地”等土地污染，可以导致六大危害：肿瘤和癌症等损害；功能异常和其他荷尔蒙系统异常；生殖障碍和种群下降；行为失常；免疫系统障碍以及性别混乱。

天通苑土壤环境是否得到改善？有毒物质是否正侵蚀着人们的健康？2013年4月15日，记者来到天通苑西区，看到地铁站附近黑车、摩的以及小商贩鱼龙混杂，周围卫生环境较差。地铁附近有一块工地，工程车无任何防尘措施，正在进行施工，灰尘和噪音无阻隔地传到附近十几米远的居民区。当地居民告诉记者，这里曾是一个手机电子零配件加工厂，闲置了五六年无人问津，近一个月才开始拆除。

通过当地居民的指引，记者看到了天通苑西区一块长期空置的土地。许多居民私自用栅栏圈起来进行耕种，俨然成为当地居民的“开心农场”。记者看到，空地上垃圾随意堆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尽管如此，仍然有淘气的孩子三三两两在此玩耍嬉戏。

癌症的传说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 《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 北京癌症分布地图显示，北京市昌平区的天通苑是癌症高发区。

王大爷在天通苑西一区居住了十多个年头，十多年前子女来到北京工作以后，在天通苑买下一套100多平米的商品房，便把王大爷接到北京一同生活。他平时的生活很简单，早起买菜做饭，接送孙子上学，闲暇时与小区的老朋友们散散步锻炼身体。

“我在这里居住了十多年，周围许多老朋友得了癌症。”王大爷向记者表示。平时都一起散步的朋友们有的得了肝癌，有的得了胃癌，“都说病从口入，几年前小区自来水抽的是地下水，烧开以后都是水垢，我担心水质不干净。”王大爷说。

来自湖北的小李在北京工作了五年，在北京上完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国企工作。月薪五千的她只能暂时租房。这是她在天通苑居住的第四年，虽然今年房东又涨了房租，她仍然表示不考虑搬出天通苑。“就算房租涨到一千块钱一个单间，但是房子很新还很漂亮。这种价位在北京五环内都租不到的，性价比很高。”

不仅是刚工作几年的白领，更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其低廉的房租，也都纷纷涌进天通苑入住。据统计，2013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22.9万人，并不包括高职与研究生人数。截至2012年底，天通苑常住居民将近40万人口，而流动人口60万。每年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务工者入住天通苑，因为其低廉的房租和相对便利的交通。50年代的垃圾掩埋场，如今已成为“亚洲最大居民社区”。

当记者询问是否知道天通苑所在地上世纪50年代曾是垃圾掩埋场时，王大爷表示“知情”，并遥指天通苑丽水园方向，说：“以前，垃圾场在那边！”而住在天通苑丽水园附近的小李则告诉记者，天通苑西区以前都是垃圾场。多数居民对垃圾掩埋场的历史表示有所耳闻，但具体地点却众口不一。

土壤污染修复难度比大气污染大得多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副主任王宁对癌症高发区存在的原因解释说：“人口集中和老龄化程度较高都会导致在癌症发病率上得到体现，因此在疾病的形成中人口迁移在所难免。”

天通苑成为癌症高发区，是否真的与上世纪50年代的垃圾掩埋有关？垃圾掩埋是否存在有毒物质残留导致居民癌症高发？

“垃圾掩埋地未经修复即开发成居民住房存在风险。”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向记者表示，“天通苑居民区最初规划欠妥”。

《河南预防医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癌症高发区的土壤环境》研究报告中写道：“癌症高发区与土壤中化学元素含量的相关性通过研究发现，癌症高发区除水土严重污染，许多常量成份和污染指标出现异常外，一些微量元素还常表现出明显缺少或严重超量的特点。”

“土壤污染修复难度比大气污染大得多”，陈同斌同时向记者表示，“需要的资金也远远高于后者”。陈同斌介绍，比起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治理，西方发达国家用于土壤修复治理的资金，在环保领域投入中占的比重最大。即便如此，在原来的垃圾填埋场上盖居民房，导致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事情，在发达国家也屡见不鲜。

我国目前尚无相关土壤污染法律处罚依据，并且无相关污染数据指标。那么谁该为“棕地”污染负责？这恐怕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详细]

D社区东侧是在建的二期工程，场地内的施工景象被高墙挡住。

从北京地铁八通线管庄站下车，沿着双桥东路南行，穿过一片城中村，能看到两处隔路相对的大型社区，D社区与Y社区。

D社区的居民2005年入住，目前小区周边商业繁华，入住率高，二手房均价达到2.45万/平方米。4月的傍晚时分，小区里到处是遛弯儿的人群，一片祥和气氛。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脚下，却隐藏着危机。

D社区所处地块是铁道部防腐枕木厂土地出让后所留下的，土壤未经严格的修复治理，属于典型的“棕色土地”。

维权不了了之

关于“棕色土地”的概念，不同国家的内涵与外延都有区别。在我国，“棕地”一般是指工厂已经搬迁，但还没有开发的受污染地块。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发明。他们认为，“棕地”是一些不动产，因为现实或潜在的有害物质及危险物的污染，影响到它们的扩展、振兴和重新利用。具体到土地性质上，工业用地是“棕地”的主流，既可以是废弃的地块，也可以是正在使用中的。

一位环境保护领域的业内人士透露，若居住在“棕色土地”上，居民可能会因此中毒。但他同时强调，危害需要通过长期积累才可能显现。

“棕地”危害最知名的案例，是美国的“拉夫运河事件”。在1942年至1953年的11年间，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涸的拉夫运河河谷，一直是个用于倾倒工业废料的垃圾场。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片河谷陆续被开发，2000多户居民居住于此。问题发生70年代末，各种怪病困扰当地居民，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奇高。后来，真相得以曝光，当地居民不得不搬迁。

据相关人士透露，早年间，在D社区所处的地块上，铁道部防腐枕木厂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防腐剂、抗老化的化学物质，其中五氯酚毒性最高，曾发生过“工人中毒事件”。该厂2001年倒闭，但在其40年的历史中，那里的土地受到了严重污染。

如今，当年的工厂不见了，但那里的土地是不可能消失的。在那里，除了已经建成的成熟的D社区，某楼盘的二期正处于在建状态。

D社区于2003年起开发，立项时，开发商在宣传文案中使用的是“某某新城”这个名字。据小区业主透露，沿双桥东路继续南行，有一片小区叫K别墅，是北京知名的高端豪宅。当时，地处东五环外的管庄地区并不是购房者的首选地，开发商为制造轰动效应，便起了个与K别墅相似的名字。2004年，小区开始销售之后，被改名为D社区。

D社区分三期开发，2007年便销售一空。其间，这里的居民基本安然无恙。但到了2012年，问题出现了——D社区东侧的某新城二期工程动工后，施工过程中挖出了一个装有苯胺的废料罐，臭气很重。这时，D社区的居民才突然意识到小区地下暗藏危机。

2013年，有媒体对D社区的“棕地”问题进行了报道。如今，当记者再次前去暗访时，发现大部分居民依然对“棕地”并不知情，只有少数业主“略知一二”。

郭芳是D社区的一名业主，2005年她便开始在这里居住，小区“棕地”问题让她十分担忧。“这里的住户对‘棕地’了解不多，但是基本都知道这里的水受到污染了，其实也是‘棕地’导致的。”

中国环境修复网主编高胜达表示，“棕色土地”的土壤污染通常都会导致地下水污染。一方面是污染物通过土壤渗透到地下水中，另一方面在大自然的水循环过程中，降水也会将地表污染物带入地下。郭芳说，工厂的防腐液早已经渗漏到地下了，而她所在小区的自来水是直接抽取的地下水，因而很多人不敢饮用。目前，小区居民大部分都喝桶装水，郭芳家里还装了净水器，以解决洗漱等其他用水需要。

曾经，D社区居民就“棕地”和水污染问题进行过维权。业主栾喆告诉记者，维权始终没有得到各方的合理答复，后来便不了了之。“由于小区早已清盘，‘棕地’问题并没有影响到开发商，同时小区房价在周边属于较低水平，二手房也依然热销。”栾喆认为，“虽然曾有报道，但是现在人们大多淡忘了。”在房价高企的今天，购房者能买到房都已经很不错了，土壤是否有毒，并非他们十分看重的。

“嫌疑”从三环外开始

上世纪50年代，为发展经济，大量化工厂在全国拔地而起，但由于当时技术落后，以及各级政府及企业都缺乏环保意识，工厂的污染情况比较严重。随后，历经市场经济的大潮，这些工厂有的倒闭，有的搬迁。

从1985年开始，北京的污染企业进行了小规模、零散的搬迁，2000年后搬迁工作进入有序、规范阶段。后来，根据《北京奥运行动规划》，2008年之前，北京东南郊化工区和四环路内的200家左右污染企业，基本完成调整、搬迁工作。有媒体报道称，这些工厂所留下土地很可能变成有毒的“棕地”。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化工厂的生产流程规范、排放达标，可以避免“棕地”的产生，但是要完全做到杜绝污染，对技术上的要求是很高的。

目前，并没有权威资料显示，北京到底有多少污染企业已经搬迁，以及具体留下了哪些被污染的土地。2006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曾对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进行调查，调查活动于2011年结束，但具体数据和污染分布情况至今仍未被公布。

一位长期关注“棕地”问题的人士告诉记者，北京“棕地”更为清晰的分布图，可以从北京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城市地图中发现，“上面应该标注了化工厂的具体位置，这样就能推测北京哪处地块可能受到污染”。当记者向北京市地图的绘制单位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提出查阅北京老地图的请求时，该单位却以“涉密”为由予以拒绝。

记者随后通过实地调查并查阅大量资料发现，目前，北京市有“棕色土地”“嫌疑”的地块，主要集中在通州区、东四环东南郊化工区、北五环外以及南三环和石景山原首钢地区。

在通州区，东方化工厂、日化二厂、造纸七厂位于东六环附近的滨河南路和玉带河东街上，呈现沿河分布的态势，而与大型工厂形成产业链的中小化工厂也分布在附近。

东四环大郊亭和垡头一带，曾被称为北京东南郊化工区，这里曾有北京化工二厂、北京玻璃二厂、北京染料总厂和北京炼焦化学厂等企业。位于王四营乡化工路旁的一个小区，是北京规模较大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建成后可入住7000余户。该小区所在地块上，曾是北京染料厂。

北五环外的天通苑是北京最大的居民区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起的多年间，这里一直是垃圾填埋场。其中，天苑东区曾是处理生活垃圾的区域，西区曾是处理医疗垃圾的区域。

北京南三环，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有一片化工厂、农药厂。化工三厂、北京红狮油漆厂、北京助剂二厂、北京制胶厂和北京铜厂等化工企业分布于此。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建成了商务写字楼和住宅区。

位于石景山区的首钢，曾是有名的“污染大户”。首钢1919年建厂，到2010完成全部搬迁，历时近百年。首钢大院里，曾有第二线材厂、炼钢厂、炼焦厂、钢铁厂、烧结厂、型材厂等企业。如今，首钢搬迁到唐山，原厂址正在建设首钢文化创意产业园。

修复困局

在污染治理责任的认定上，国务院曾做出规定，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而问题是，“棕地”大多数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国有化工企业遗留了土壤污染问题，但如今不少企业已经破产，难以追踪责任人。

于是，“到底谁来承担土地修复资金”，一直争论不休。目前，我国用于修复“棕地”的资金，主要由地方政府或房地产开发商来承担。在房价、地价比较高的一线城市，房地产开发利润高，可以承担土地修复成本。而在中小城市，政府、百姓对“棕地”认识都不足，同时高额修复费用也无法通过房产开发来补贴。

2012年，北京市环保局透露，真正已经修复的“棕地”只有8块。这意味着，大量存在潜在风险的土地，并没有得到重视。

但这种情况或将好转。2012年至今，随着“棕地”问题不断突出，政府对污染土壤防治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去年11月份，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为中国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做出部署。2013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提出严格控制新增土壤污染等六项任务。

但政府的重视仍然很难让业内人士足够乐观。有土地专家透露，在“棕地”认定上，原则上必须有权威机构出示调查报告，但在实际操作环节又容易出现“猫腻”。

有媒体曾拿到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所做的“某新城二期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初步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通过对采集取样分析发现，土壤中的污染物超标严重，主要污染物多环芳烃致癌性极强。但在最终版本的环评报告上，只字未提土壤污染。更有知情人透露，市场上不乏环评报告作假的案例。

潜规则扰乱“棕地”治理，再一次将问题折射到法律缺失与市场混乱上。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表示，我国还没有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这导致在污染责任认定、土壤修复治理标准、第三方监督等方面都没有详尽的规范。同时，政府在对土壤修复企业的资质认证上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了市场混乱，给一些技术不达标、设备简陋的企业提供了参与机会。

中国环境修复网主编高胜达认为，我国土壤修复市场处于起步阶段，“棕地”修复技术比较落后，急需建立土地修复标准，“污染物达到什么程度算是超标，土地修复又要达到什么程度算是达标，这必须有明确的标准。”而当前，企业在污染土壤修复中，大量采用的是异位填埋法和异位燃烧法。异位填埋法是将污染土壤转移到其他地方，而燃烧法成本高，又造成了空气污染。陈能场认为，这种“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详细]

“棕地”，英文名为Brownfield，也译作“棕色地块”，是指那些留有污染物的土地，污染物来源主要是重金属、电子废弃物、石化有机污染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四种。

“棕地”大多数位于大都市的中心城区，它们是工业留给城市的“遗产”。若得到有效环境修复和管理，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反之，将对公众健康和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而且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对“棕地”消毒并不容易，土壤污染在很多国家已成为严重的环境和发展问题。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比我们更早地走上了“棕地”治理之路。

美国：“拉夫运河事件”催生“超级基金”法

美国一直是“棕地”治理的先行者，也是“棕地”治理中，成效最显著的国家。自1978年“拉夫运河事件”后，美国开始关注“棕地”问题。

1942年至1953年，美国胡克化学公司在纽约州拉夫运河中弃置了2．18万吨化学废物，运河被填埋后，这一带成了一片广阔的土地。胡克公司后来将这一地块以1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尼亚加拉瀑布学校董事会。很快，董事会决定在那里建造学校，周围也随之发展成为居民社区。

随着时间流逝，贮存在地下的化学废物开始侵蚀容器，渗入土壤，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多年雨水冲刷，化学废物已渗入住宅地下室并形成毒气释放。

民众质疑和媒体报道，让“拉夫运河事件”轰动全美。更重要的是，在媒体不断发掘下，公众才惊觉，全美境内有成千上万个类似拉夫运河地块的危险废弃物简易填埋场，这些填埋场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

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

新的法规授权美国环保署对全国污染场地进行管理，并责令责任者对污染特别严重的场地进行修复；如果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的能力，“超级基金”将拨款支付相关费用；对不愿支付修复费用或当时尚未找到责任者的地块，可由“超级基金”先支付修复费用，再由环保署向责任者追讨。

“超级基金”制度还包括对全美各地的“棕地”进行相关评估，对可能给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程度来划分等级，并收录到“优先修复排行榜”上，此榜每年更新两次，如果遇上突发事件，则更新还可更为频繁。

到了1986年，美国还通过了《超级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要求修复地块的质量必须达到联邦和州政府的相关环境标准，达到《安全饮用水法》规定的污染物含量水平以及《清洁水法》中的水质标准。

上述立法，为美国“棕地”的治理和修复、地下水有机污染物去除、填埋场渗滤物和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土壤有机化合物污染修复等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促进了受污染土壤修复市场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美国相关环保产业发展。

加拿大：房地产开发商成为“棕地”开发主力军

加拿大政府一直把“棕地”治理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发展战略来对待, 并制定了一系列“棕地”开发政策、方针和立法。在“棕地”治理中，加拿大充分利用战略性公众投资解决前期费用，着眼于“棕地”和“棕地”周围社区的未来，构建有效的环境责任和奉贤管理的公众政策体系,努力提高“棕地”开发的能力和公众意识。

加拿大的“棕地”治理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建立了污染土地责任分配管理13条原则,其中“污染者付费”是制定污染土地修复政策和法律的首要原则；另一方面是“棕地”的评估和修复。加拿大环境委员会基于已有的土壤和地下水标准，按照不同的功能分区(农业用地、居民住宅用地和公园停车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4种土地使用类型)对土壤中污染物质的含量进行限定。采用“国家分级系统”评价场地对人体健康与环境有无造成立即或潜在威胁的可能性，对场地进行分级,并按需要排列需采取修复行动的优先次序。

同时，加拿大政府一直把“棕地”治理作为一项能有效控制城市无限蔓延的策略。由于城市的发展边界受到了控制，房地产为了获取鞥打的发展空间，会自觉地将目光转移到“棕地”开发中去。因而，在整个“棕地”开发过程中，主要的污染清理，资金筹集都落在了开发商身上，开发商成为了“棕地”开发的主力军。

新加坡：“棕地”治理多由政府实施 垃圾场变风景区

新加坡的情况与欧美的情况有所不同，大多数工业是污染不太严重的轻工业，重新开发成住宅项目的用地并不罕见，也包括一些高档住宅区：如市区重建局将新加坡中部的武吉知马和山景一带的工业用地重新发展成为豪宅区。占了新加坡河区域很大一部分的罗伯森码头，以前曾经是仓储区，现在已经变成了亲水的住宅和酒店。

总体而言，工商业用地的重新开发，对于开发商而言最重要的考虑仍是经济上是否有利可图，因此一些地理位置较佳的闲置地块往往比较受欢迎。

地产咨询机构高力国际说，严格意义上的“棕地”重新开发多由政府实施。私人开发商通常较少参与这样的工业地块再开发，即便参与范围也比较有限，如一些由现在的户主集体出售的住宅地块。

新加坡的实马高岛因为对垃圾填埋场的重新处理而闻名于世。曾任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部长的雅国2009年说，实马高垃圾填埋场打破了人们认为垃圾填埋场就应该臭烘烘、脏兮兮、最好远而避之的印象。

实马高岛由原本的两个小岛加上新建的隔离堤坝连接而成，总面积约350公顷（1公顷等于15亩），堤坝之内的海域再分割成10多个填埋区，可以填埋的垃圾总量约为6300万立方米，从1999年起分填埋区逐步投入使用，目前是新加坡唯一的填埋场。据估算，可以维持到2045年。

实马高垃圾填埋场的堤坝先以沙粒筑成，然后再在堤坝的两边斜坡覆盖一层2毫米厚的不透水的树胶膜，再覆以一层石块，以防止填埋场内的灰烬及不可燃的固体垃圾渗入海中。这里仅接收垃圾焚烧电厂的灰烬和不可燃烧的固体垃圾，并对这些填埋的物质进行检测，确保无害化。垃圾填埋场两层树胶保护膜之间的堤坝上还有一些钻井，以监测水质。并且，实马高岛周边栽种了大片红树林，既可美化环境，也因红树林对水质要求较高而可以作为监测环境的风向标。

实马高岛如今只有轻微的灰烬味道，是新加坡的休闲和环保教育基地。一般公众需要通过环境局及环保组织的活动，可以获得登岛的机会。每一批乘船来到岛上的参观者，环境局都派出项目的资深人员开设小讲座。公用事业局的人员还会邀请公众品尝由污水处理而成的瓶装纯净水。

日本：以政府主导的“棕地”改造计划正逐步实施

在日本，以政府主导的“棕地”改造计划正逐步实施。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沿岸地区出现一种“痛痛病”。感染这种病的人会由点及面，逐渐感到全身的骨骼都疼痛难忍。最后病人将卧床不起，呼吸困难，在极度疼痛中死去。

真相经过调查终于浮出水面。明治初期，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在神通川上游建了一个铅锌矿厂。该工厂在洗矿石时，将含有重金属镉的大量废水直接排入神通川，使河水遭到严重的污染。而河两岸的稻田就是用这种河水灌溉的。百姓长年吃被镉污染的大米，喝被镉污染的神通川水，久而久之造成了慢性镉中毒。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

1975年，为了治理富山县的污染，科学家们向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法——置换土壤，从神通山区取走干净的土，把镉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神通河盆地换土工程1979年启动，33年后于2012年底完工。当年的镉污染土壤如今完全更换，农户可在河边安全种植作物。共同社报道称，此处种植出的未经打磨水稻中，镉含量已降至亿分之八至亿分之九，低于亿分之四十的安全标准。

目前，随着“棕地”问题的不断出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都出台了关于土地污染的法律。其中，《土壤污染对策法》是日本“棕地”治理最具影响力的一部法律。该法律颁布于2002年。它的实施使得土地所有者原本作为营销手段的土地治理措施转变为一种主动的、新型的土地污染风险管理和降低环境风险服务业。

日本“棕地”治理遵循“出现污染——立法——依法进行检测——公布监测以及治理结果——进行跟踪监测、趋势分析、制定防治对策”的模式。在“棕地”治理基金的主要来源中，日本的法律强制土地所有者清除“棕地”污染。[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