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编译裴彤 江易易 报道）“棕地”，英文名为Brownfield，也译作“棕色地块”，是指那些留有污染物的土地，污染物来源主要是重金属、电子废弃物、石化有机污染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四种。

“棕地”大多数位于大都市的中心城区，它们是工业留给城市的“遗产”。若得到有效环境修复和管理，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反之，将对公众健康和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而且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对“棕地”消毒并不容易，土壤污染在很多国家已成为严重的环境和发展问题。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比我们更早地走上了“棕地”治理之路。

美国：“拉夫运河事件”催生“超级基金”法

美国一直是“棕地”治理的先行者，也是“棕地”治理中，成效最显著的国家。自1978年“拉夫运河事件”后，美国开始关注“棕地”问题。

1942年至1953年，美国胡克化学公司在纽约州拉夫运河中弃置了2．18万吨化学废物，运河被填埋后，这一带成了一片广阔的土地。胡克公司后来将这一地块以1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尼亚加拉瀑布学校董事会。很快，董事会决定在那里建造学校，周围也随之发展成为居民社区。

随着时间流逝，贮存在地下的化学废物开始侵蚀容器，渗入土壤，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多年雨水冲刷，化学废物已渗入住宅地下室并形成毒气释放。

民众质疑和媒体报道，让“拉夫运河事件”轰动全美。更重要的是，在媒体不断发掘下，公众才惊觉，全美境内有成千上万个类似拉夫运河地块的危险废弃物简易填埋场，这些填埋场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

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

新的法规授权美国环保署对全国污染场地进行管理，并责令责任者对污染特别严重的场地进行修复；如果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的能力，“超级基金”将拨款支付相关费用；对不愿支付修复费用或当时尚未找到责任者的地块，可由“超级基金”先支付修复费用，再由环保署向责任者追讨。

“超级基金”制度还包括对全美各地的“棕地”进行相关评估，对可能给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程度来划分等级，并收录到“优先修复排行榜”上，此榜每年更新两次，如果遇上突发事件，则更新还可更为频繁。

到了1986年，美国还通过了《超级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要求修复地块的质量必须达到联邦和州政府的相关环境标准，达到《安全饮用水法》规定的污染物含量水平以及《清洁水法》中的水质标准。

上述立法，为美国“棕地”的治理和修复、地下水有机污染物去除、填埋场渗滤物和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土壤有机化合物污染修复等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促进了受污染土壤修复市场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美国相关环保产业发展。

加拿大：房地产开发商成为“棕地”开发主力军

加拿大政府一直把“棕地”治理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发展战略来对待，　并制定了一系列“棕地”开发政策、方针和立法。在“棕地”治理中，加拿大充分利用战略性公众投资解决前期费用，着眼于“棕地”和“棕地”周围社区的未来，构建有效的环境责任和奉贤管理的公众政策体系，努力提高“棕地”开发的能力和公众意识。

加拿大的“棕地”治理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建立了污染土地责任分配管理13条原则，其中“污染者付费”是制定污染土地修复政策和法律的首要原则；另一方面是“棕地”的评估和修复。加拿大环境委员会基于已有的土壤和地下水标准，按照不同的功能分区（农业用地、居民住宅用地和公园停车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4种土地使用类型）对土壤中污染物质的含量进行限定。采用“国家分级系统”评价场地对人体健康与环境有无造成立即或潜在威胁的可能性，对场地进行分级，并按需要排列需采取修复行动的优先次序。

同时，加拿大政府一直把“棕地”治理作为一项能有效控制城市无限蔓延的策略。由于城市的发展边界受到了控制，房地产为了获取鞥打的发展空间，会自觉地将目光转移到“棕地”开发中去。因而，在整个“棕地”开发过程中，主要的污染清理，资金筹集都落在了开发商身上，开发商成为了“棕地”开发的主力军。

新加坡：“棕地”治理多由政府实施 垃圾场变风景区

新加坡的情况与欧美的情况有所不同，大多数工业是污染不太严重的轻工业，重新开发成住宅项目的用地并不罕见，也包括一些高档住宅区：如市区重建局将新加坡中部的武吉知马和山景一带的工业用地重新发展成为豪宅区。占了新加坡河区域很大一部分的罗伯森码头，以前曾经是仓储区，现在已经变成了亲水的住宅和酒店。

总体而言，工商业用地的重新开发，对于开发商而言最重要的考虑仍是经济上是否有利可图，因此一些地理位置较佳的闲置地块往往比较受欢迎。

地产咨询机构高力国际说，严格意义上的“棕地”重新开发多由政府实施。私人开发商通常较少参与这样的工业地块再开发，即便参与范围也比较有限，如一些由现在的户主集体出售的住宅地块。

新加坡的实马高岛因为对垃圾填埋场的重新处理而闻名于世。曾任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部长的雅国2009年说，实马高垃圾填埋场打破了人们认为垃圾填埋场就应该臭烘烘、脏兮兮、最好远而避之的印象。

实马高岛由原本的两个小岛加上新建的隔离堤坝连接而成，总面积约350公顷（1公顷等于15亩），堤坝之内的海域再分割成10多个填埋区，可以填埋的垃圾总量约为6300万立方米，从1999年起分填埋区逐步投入使用，目前是新加坡唯一的填埋场。据估算，可以维持到2045年。

实马高垃圾填埋场的堤坝先以沙粒筑成，然后再在堤坝的两边斜坡覆盖一层2毫米厚的不透水的树胶膜，再覆以一层石块，以防止填埋场内的灰烬及不可燃的固体垃圾渗入海中。这里仅接收垃圾焚烧电厂的灰烬和不可燃烧的固体垃圾，并对这些填埋的物质进行检测，确保无害化。垃圾填埋场两层树胶保护膜之间的堤坝上还有一些钻井，以监测水质。并且，实马高岛周边栽种了大片红树林，既可美化环境，也因红树林对水质要求较高而可以作为监测环境的风向标。

实马高岛如今只有轻微的灰烬味道，是新加坡的休闲和环保教育基地。一般公众需要通过环境局及环保组织的活动，可以获得登岛的机会。每一批乘船来到岛上的参观者，环境局都派出项目的资深人员开设小讲座。公用事业局的人员还会邀请公众品尝由污水处理而成的瓶装纯净水。

日本：以政府主导的“棕地”改造计划正逐步实施

在日本，以政府主导的“棕地”改造计划正逐步实施。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沿岸地区出现一种“痛痛病”。感染这种病的人会由点及面，逐渐感到全身的骨骼都疼痛难忍。最后病人将卧床不起，呼吸困难，在极度疼痛中死去。

真相经过调查终于浮出水面。明治初期，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在神通川上游建了一个铅锌矿厂。该工厂在洗矿石时，将含有重金属镉的大量废水直接排入神通川，使河水遭到严重的污染。而河两岸的稻田就是用这种河水灌溉的。百姓长年吃被镉污染的大米，喝被镉污染的神通川水，久而久之造成了慢性镉中毒。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

1975年，为了治理富山县的污染，科学家们向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法——置换土壤，从神通山区取走干净的土，把镉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神通河盆地换土工程1979年启动，33年后于2012年底完工。当年的镉污染土壤如今完全更换，农户可在河边安全种植作物。共同社报道称，此处种植出的未经打磨水稻中，镉含量已降至亿分之八至亿分之九，低于亿分之四十的安全标准。

目前，随着“棕地”问题的不断出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都出台了关于土地污染的法律。其中，《土壤污染对策法》是日本“棕地”治理最具影响力的一部法律。该法律颁布于2002年。它的实施使得土地所有者原本作为营销手段的土地治理措施转变为一种主动的、新型的土地污染风险管理和降低环境风险服务业。

日本“棕地”治理遵循“出现污染——立法——依法进行检测——公布监测以及治理结果——进行跟踪监测、趋势分析、制定防治对策”的模式。在“棕地”治理基金的主要来源中，日本的法律强制土地所有者清除“棕地”污染。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网站解释，完全清污费用高昂，但为避免土地搁置，政府往往会根据污染状况、费用和利用目的综合考虑，取最平衡的做法。

国土交通省发布了都市计划，包含“棕地”再生利用的方法。计划称，“棕地”不会直接考虑作商业和住宅用地，如需这么做，也会考虑整顿整个区域的环境，设置森林公园等公共设施。

同时，日本设立了能聚集民间投资、推进区域开发的组织，帮助国家共同管理、应对棕地问题。并且财务省减免清污企业的课税。

此外，日本富山县由镉污染引起的病患及当地居民成立了公民社团，每年监督当地矿山的镉污染情况，当地水中的镉含量在十几年之后大幅降低。而受害者维权的胜利，也最终成为日本引入公众力量监督企业环保行为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