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央视网历史，转引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俄国]，原题：《第34章、托多尔·日夫科夫及其他人：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信任危机》

在我被选为总书记之前，我已不止一次到过保加利亚。和大多数俄国公民一样，有许多东西把我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但是最主要的恐怕是历史的记忆了。我和保加利亚人的特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我和德米特里·茹廖夫个人关系的影响下形成的；茹廖夫是帕扎尔吉克州的第一书记，后来任保加利亚驻苏联大使。

我第一次访问保加利亚是1985年秋天(10月)，刚刚开过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访问目的是要公开确认双方关系中的连续性。双方都表示要忠于兄弟般的合作。但生活中一切却不是那么简单。

“最好的朋友”的阴谋

正当苏联领导对改革的方针逐步体现为公开性和国家与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时候，托多尔·日夫科夫方面对这一方针的警惕性却增强了。30多年来他一直领导着自己的国家，从没有人像他那样亦步亦趋地照搬苏联的经验，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应用于保加利亚的环境条件。这种作法保证了日夫科夫个人权力的正常运作与巩固。但是现在他不得不面对两难的选择。要么继续推行习惯了的方针路线，把苏联的一套“扩大再生产”，这就意味着要打破专制独裁制度。要么寻求另外一条非传统的道路和行动方式。

应该说，日夫科夫的权力在一定意义上说甚至大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特别是在勃氏执政的最后几年，因为我们的总书记有病，一些加盟共和国和部门便自行其是，不受监督和影响。可日夫科夫呢，他凭着跟勃列日涅夫特别亲密的关系和对后者始终不渝的忠诚(这使他得到了相当有力的回报)实质上他在自己的国家里完全能够当家作主。在决定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他独断专行，当然，在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这位保共总书记巧妙地用开明、创新、试验等表面言辞掩盖了自己的绝对权力。为此，他采取吸收年轻有为的人讨论问题和制订纲领的策略。但是他把这些人都控制起来，即他们身后都有一根长长的绳子，只要他们不超过允许批评的限度就不去管他们。一旦超过限度，制裁马上就来了。

日夫科夫开始特别留意自己身边那些爱动脑子的人，当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去世，苏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改革势在必行。1983年，保共将亚历山大·利洛夫逐出政治局和书记处，其他许多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一个个被排挤出领导岗位。一个人在观点上只要触及到日夫科夫本人或他个人的亲信所设定的最高限度，他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被废黜，有时是被镇压。

也许，这些问题都不值一提，应当让保加利亚人自己去琢磨，问题是不管多么离奇，这中间，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和苏联业务上有着紧密合作关系的伙伴。对这种现象的一个简单解释可能是日夫科夫“妒忌了”，因为他想扮演苏联最亲密最忠实的朋友的角色。看来这种解释也不无道理。但是问题当然远不只是因为“妒忌”。

我感到懊悔的是：我没有立即识破日夫科夫对身边的人们和广大人民以及对苏联领导人和其他伙伴们所耍的两面派把戏。

同我谈话他总是一个人前来，身边不带任何人。过后我常听说，他把我们的谈话有选择地加以阐释，客气地说，拣对自己有利的说。用他的话说，谈的结果，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他都和莫斯科意见一致，这样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他都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