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我很欣赏你们的勇气，深知您写信要求他退位所冒的风险，大家都认为该信是一次大胆抗议。事情总得有人挑头，因此您承担了起来。您亲自制订了积极的路线，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政治智慧和公民良知的内在潜力。我们拒绝了日夫科夫借口协商前来莫斯科的请求。

“我们的原则立场是：保加利亚的事情应该由保加利亚人自己来解决。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对保加利亚的事情无动于衷。完全不是这样！保加利亚当然和我们很亲近。我们很了解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能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不能妨碍局势内在成熟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姆拉杰诺夫星火’开创了革新的实际进程，它只是表明，局势客观上已经成熟，甚至已经熟透了。”

1990年3月，我会晤了保加利亚部长会议新主席安德烈·卢卡诺夫我们谈话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因此我援引一些最有趣的片断。

“卢卡诺夫：我们继承的遗产非常沉重，前领导人执行的政策是：我下来后哪管他人死活！从不考虑现实的可能与后果，搞一些表面稳定和诸事顺遂的假象。现在这一切全露了馅。政治和社会形势严重复杂化。也许最严重的损失是失去了对青年人的影响。许多年轻人感到自己遭到抛弃，受到侮辱，因此变得非常激进，成了极端主义反对派的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我们大家不得不对几十年来造成的挫折和失误付出沉重的代价。”

“卢卡诺夫：10年前甚至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

“戈尔巴乔夫：1968年的捷克事件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次严重的政治警钟，但我们当时的领导人不愿意接受挑战，实际上是在苟且偷安。

“卢卡诺夫：而且和世界隔绝了。不过我想，1985年4月开始动手，也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会同心协力地干起来，那样的话，今天的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戈尔巴乔夫：遗憾的是，有这样的人，他们不仅不配合改革，而且还要将改革宣布为异端邪说，逐出教门。有位领导人对我们的大使悄悄说：等着瞧，很快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一切还恢复原样。但是如果我们1985年4月开始动手，那么很快形成的全社会不满的压力可能一下子会掀翻我们‘盟友的大锅’，结果很可能比罗马尼亚人还惨：把大家一扫光，改革不容易啊。”

“卢卡诺夫：我们保加利亚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即使我们的变革迟半年进行，其后果也是很难预料的。然而我们采取了主动，把事情引入了和平过渡——过渡到现代国家体制——的轨道。但我们感觉到，西方有许多人不喜欢我们这里事情的发展。正因为如此，西方正在利用国家高额的外汇债务竭力卡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很难对抗他们的这种进攻。因为我们实际上已陷入经济依附地位。这一点，可惜有些人不明白。他们指责现领导，说他们似乎对西方反击不力。人们还强烈批评我们不得不作出的各种让步。诚然，我们说，这些让步的性质是各种各样的，如果说的是对于健全理智的让步，那这决不算是耻辱。”

“戈尔巴乔夫：我同意您这后一点意见。和反对派打交道，应该从理智出发。当反对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时，显然也应该以建设性态度予以回应。”

“卢卡诺夫：我们的反对派五花八门，各种货色都有。左的有前共产党人，或威胁要离开党的共产党员。他们反对党，但又没有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纲领。这更像是一种从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对党提出的批评。他们的特点是向往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