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面对的不单单是不真诚，而是企图背着我们(自己最亲密的盟友)采取一些涉及我们共同利益的特定步骤时，我吃惊的程度那就别提了。何况，一般来说，这种步骤和联系本身是不会引起我们反对的。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不是从日夫科夫那里了解到这些事，而完全是通过别的渠道。

这种分离主义倾向有时候采取荒唐可笑的方式，尽管涉及的是双方合作的十分重要的方面。周围有人说服日夫科夫，说和东京建立特殊的关系，把保加利亚变成所谓巴尔干的小日本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有些厂家已经在按照日本的设计和工艺生产微电子产品了。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我要求他告诉我们关于小日本的设想方案，他做出了奇怪的反应。我的询问不是出于一般的好奇，因为我国和保方在电子工业方面要紧密合作的协议都已经谈判好了。最后的结果是：保加利亚人仍然要我们帮助他们建设微型电子元件基地，并且一个劲儿地向我们推销质量相当低劣的原部件。

保加利亚人，还有经互会内我们的其他伙伴，他们根据一系列的科学技术参数，眼瞅着苏联落后于西方。因此，这种单方面行事的方针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遭受损失，至少会使我们的伙伴们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滞后状态。他们试图通过发展同西方的科技联系的办法来弥补这一点，这本身也很自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事一直在背着我们搞，而遇到困难时却仍然要求我们帮助。

多少年来，保加利亚一直是入不敷出。1990年代初，它的外债高达100亿美元，而人口大约只有900万。日夫科夫努力搞好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这样他反过来得到大笔的外汇支持。作为对广为宣传的“兄弟合作”计划的交换，大量的载能体和原料设备、财政资助源源不断地从苏联运来。

认真想要把这种单方向倾斜纠正过来，那是在1985年；当时日夫科夫正在莫斯科访问，签订了一个关于苏保经济与科技合作的直到2000年的长期计划。但是世界市场的变化对我们极其不利，这妨碍了计划的实现；石油大幅度降价导致苏联损失了几乎一半的外汇收入。我们被迫压缩了对经互会伙伴的石油供应，其中包括对保加利亚的石油供应。保加利亚，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此感到非常窝火，因为保加利亚方面和民主德国一样，是要把从我们这里得到的石油进行再出口的。

这样真相终于大白了：保加利亚，还有经互会的其他一些国家，他们所实行的经济模式之所以能够勉强运转，靠的是“人工呼吸”，是国外的注入。苏联方面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这种模式的经济关系了。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把经济联系转换到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要减少每年支付给保加利亚的4亿卢布的农业生产赞助款。

这时候，日夫科夫保证跟苏联继续紧密合作的许诺和他在内外政策上所采取的某些实际步骤明显地发生了脱节。他身边的人给他提供一些新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他们的眼睛现在更多地是盯着西方，而不是东方。去保加利亚著名的黄金海滩休息旅游的苏联公民亲身感受到了这一明显的变化。地方行政机构和服务人员的注意力都转到赚取美元和马克上了。

日夫科夫当然感到他必须决定自己对苏联改革的立场。他最初保证支持苏联领导的新方针的许诺在两个重大问题上是非常真诚的。第一，是有关裁军的方针，同西方的合作；第二，保加利亚希望在更有效率的原则基础上改革经互会的活动。

日夫科夫明白对经济进行深入改革的必要性。最近几年他常常一个人呆在城郊的别墅里，一门心思地撰写或修改在很小范围内研究制订的报告，然后将其送到自己的政治局。有一些报告也送给我。这些报告的意思不外乎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输给了资本主义，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本身进行认真的改革。

正是在这些方面，保加利亚领导人打算欢迎苏联的改革。但是他还是感到害怕，特别是当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楚，即我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议题不是讲一通例行的空话，而是要认真对待、需要走多远就走多远的时候。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对日夫科夫来说是敲响了警钟。决议在保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三次。最初的反应实质上是否定的。提出的说法是，据说保加利亚已经有了自己的改革，它于1956年4月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在日夫科夫担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但这种立场没有得到保加利亚社会的理解，社会上早就有一种不满情绪，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他们对总书记独揽大权和他身边的人所享受的特权地位越来越感到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