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哲学

在迅速变革的情况下，许多东西都取决于保共新的领导人。而且，依我看，至少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做事比较谨慎，三思而行，因而也很成功。1990年初临时召开的保共党代表大会强调指出，清除日夫科夫的专制独裁体制，这不是一次领导人的换班，而是党和国家深刻变革的开始。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在保加利亚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宣言，通过了新的党章，成立了党的最高咨询委员会，其中前保共中央委员只占百分之十。亚历山大·利洛夫当选为咨询委员会主席。

我知道他是视野非常开阔的人，能够独立进行判断和行动。1983年日夫科夫把他清除出党的领导机构不是没有原因的。1990年4月就党的名称问题宣布了全党公决的结论。根据百分之八十七的投票人的意见，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当然，问题不光是简单更换一个名称。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国家法治化的方针。关于党的根本变革、党在社会中的新的定位，1990年5月我在莫斯科会晤利洛夫时他都跟我谈了。

“戈尔巴乔夫：保加利亚怎么有这么多的反对派呢？”

“利洛夫：我们犯的错误不比苏联少。这正是产生反对派的土壤。”

“戈尔巴乔夫：你们避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所出现的事态发展，这很好。非常重要的是您本人表现了勇敢大胆而理智的主动精神。可是人民土地联盟为什么要跟贵党保持距离呢？我觉得你们跟农民的关系还不错，农村的情况也还可以。”

“利洛夫：我国农民情绪的总体倾向比开始在农民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要好。所以我们考虑到了这个因素。保加利亚社会党正是利用了农民和老一代人的大力支持。而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我们的立场观点可惜还不太牢固。我们现在有50多个党。反对派的报纸积极地影响着社会舆论。有一个由热柳·热列夫领导的反对派集团。”

“戈尔巴乔夫：反对派的政治纲领实质是什么？”

“利洛夫：是一种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是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其他观念的大杂烩。他们纲领的折中主义特点反映了反对派非单一的社会成分。反对派不光是在索非亚开展活动，他们也到其他城市进行活动，甚至开始到农村一试身手。我认为，低估他们的可能性是幼稚的，有害的。”

“戈尔巴乔夫：应该对我们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困难的原因作一个准确的政治分析。我想，必须坚决拒绝他们把一切失败和错误作为集体罪行一古脑儿地扣在共产党人的头上的做法。有人很想重新让大家放手去‘捉鬼’，到处寻找新的人民的敌人。所以，对于那些今天试图把老一代一笔勾销的人，应该宣布他们是一群‘衣冠禽兽’，应该狠狠痛击他们。不尊重人民和他们的事业，就不可能有认真的政策。”

“利洛夫：党的立场，党对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态度，——这正是我们的问题的关键。遗憾的是总体上有错误的感觉在党员中传播得相当广泛，它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11月10日以后，当我们开始了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改革的时候，在两三个月时间内党好像完全瘫痪了。直到现在才试图站起来，在这之前前进得非常缓慢。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我们简直忘记了如何工作。一切都按上面的指挥办。可是现在面对反对党的暴风雨般的批评，而有时候干脆是破口大骂，实在是有些顶不住了。我们正在经受一场信任危机，特别是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这是很糟糕的事。但看来事情正在往好的方面转变。重要的只是不要错过彻底革新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部分人要离开党，随他们去好了，重要的是留下来的人行动起来要像一支强劲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