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部分反对派是由前老反对党成员组成。这些反对党40年代末被斯大林的方式粉碎了，他们的人大部分已溶入社会，成为罹难者。活下来的和一些反对党的亲属就是这部分反对派的基础。

“我们致力于组成单一党政府这件事大概提高了保共的权威：人们看到我们并没有躲进灌木丛，没有在困难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还在主动承担着克服这些困难的责任。现在一切都要看经济形势发展的情况了。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能力支付这些债务的。问题是：如不宣布国家没有支付能力，我们还可以支撑几个星期或几天。这个情况我告诉了雷日科夫，要求他给予我们以可能的支持。

“对于我们来说，哪怕坚持到选举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顶住西方的压力，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压力。”

“戈尔巴乔夫：他们也试图在压我们。”

“卢卡诺夫：今年第二季度对我们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可他们的情况正在恶化。由于生产回落(最近两个月和去年同期相比回落百分之八)工人的工资降低了。美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利用我们国内困难的局势。他们的代表公开在与反对派进行接触。”

“戈尔巴乔夫：我们的西方派与反对派组织和他们的接触由来已久。在波罗的海沿岸，侨民和其他西方中心直接操纵指挥棒，试图指挥起地方政治‘乐团’来了。干这种事他们可是行家。我们必须找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现在你们那里民族问题怎么样了？“

“卢卡诺夫：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解决了。从土耳其返回约13万人。这大概是出走的保加利亚公民的三分之一。土耳其不急于同我们关系正常化，所以我们也无需着急。我们有75万土耳其人。此外，有近20万土生土长的保加利亚人信奉伊斯兰教，还有8—10万茨冈人。总体上约有100万或百分之十的居民是穆斯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方针是：尊重每个公民确定自己民族和母语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日夫科夫的亲信们表现如何？”

“卢卡诺夫：他们悄无声息地呆在家里。老百姓则要求惩办他们。”

“戈尔巴乔夫：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按法律行事。这是惟一站得住脚的正确道路。”

“卢卡诺夫：日夫科夫本人表现得非常狡猾。与昂纳克不同，他绝对不愿承担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任何政治责任。尽管他的罪责比昂纳克大概要大得多，但是他好像一点也没有感到自己有罪。”

“戈尔巴乔夫：是啊，历史留给了我们极其沉重的遗产。当政者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不过他们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现在，我们从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一切都运转起来，这时使社会发展进程受到监督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向前走，不要失去平衡，要冷静谨慎地评估局势。”

“卢卡诺夫：几十年来，保加利亚还是头一次展开关于对俄国和苏联态度的自由讨论。也有人发表亲西方的言论。但是在老百姓中间(至少目前如此)大多数人对民族利益的理解都是健康的，即保加利亚的利益必须同与苏联的合作紧密联系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老年和中年一代、工人阶级和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