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们所采取的策略以及所持的立场使一触即发的矛盾冲突有所缓解。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的出发点仍然是：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干部问题的解决只有他们自己有权处理，也只应该由他们自己处理。这样提出问题也改变了保加利亚社会中的许多东西。因为上面提及的勃列日涅夫和日夫科夫的特殊关系使后者有了一顶保护伞，在它的掩护下，日夫科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简直为所欲为。当保加利亚人向莫斯科抱怨自己的领导人(而这样的事不止一次)时，我们这里大致是这样议论的：“日夫科夫就是日夫科夫，也许他做事有些过火，但他是我们的支柱，对苏联忠心耿耿，所以毫无办法，只能让其他人做出牺牲了。”

为了公正起见，应该说，在特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方面采取过试图警告保加利亚“可汗”的行为，阻止他们除掉在国内活动中声誉良好、同时对苏联也很友好的领导人。但这些抱怨的言词都很委婉，不至于给日夫科夫带来多大麻烦，但最后他仍然是我行我素。

从1985年3月起，我们真的拒绝了对盟友内部事务的一切干涉。但是苏联的变化、历史发展本身和客观上已经不可避免的改革都有利于各种变革。面对这种情况，任何人都无法站着不动，即使像托多尔·日夫科夫这样善于搞宫廷阴谋的老手也坚持不住。

他不得不把位置让给别人，让给那些决心真正变革党和国家的人。变革从1989年11月彼得·姆拉杰诺夫的声明开始；他是政治局委员兼外长，他的声明实际上是在坚决反对日夫科夫的独断专行，反对他企图对干部进行大换班，把不同意个人专权制度的人从负责岗位上撤下来。姆拉杰诺夫的声明是一个星火，它点燃了人们早就积压在内心的对独断专行、无原则风气、恐惧、不相信人的愤怒情绪。

12月10日召开的保共中央全会解除了托多尔·日夫科夫的一切职务。彼得·姆拉杰诺夫当上了保共中央新的总书记，而1989年12月17日又当上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2月他到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我和姆拉杰诺夫已认识多年，所以我们的谈话从一开始就很开诚布公。

“戈尔巴乔夫：欢迎您。我当然很想听听您对保加利亚局势发展前景的评价。”

“姆拉杰诺夫：从整体上说，我们控制着全国的局势。11月10日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我们再次确信，尽管实际上我们一生都在从事政治活动，然而远不是任何时候都了解人们真正在想些什么。

“除少数阶层外，所有的人都热烈拥护保加利亚的改革。现在我们国内的人都极其关注苏联的改革。

“现在所有人看得都非常清楚，保加利亚实际进行改革的时机成熟了。须知多年来国内的社会—政治气候越变越坏。党失去了威信，领导人言行不一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中央委员会成了一个清谈的地方，会议上大家都夸奖主要领导人，说他如何如何英明，不假思索地支持他的一切讲话，一致表示通过。但一些真正至关重要的问题从未认真讨论过，也未经过政治局集体研究。我当了15年的政治局委员，从未讨论过什么，更不要说决定最重要的问题了。

“国内世风日下，表面冠冕堂皇，实际上寡廉鲜耻。大家眼见领导人在任人唯亲。还有其他一些‘说得轻一点’不检点行为也在大行其道，所以老百姓把11月的变革看成是结束多年来积压在我们心头的一切不好东西的努力。”

“戈尔巴乔夫：我听说你们政治局不定期开会，即使很少几次开会也是一个人唱独脚戏。”

“姆拉杰诺夫：新的思想、纲领源源不断地提到政治局，可实际上从未切实讨论过。现在我们要和那些造成这种工作作风的人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