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夫科夫当然了解这一切，因此他经常采取各种能够转移人们注意力的手法，定期改组管理机构，取消一些部委，设立一些新的机构，随意调动干部，一会儿将某某安排到自己身边，一会儿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把某某调开。在这方面超过他的只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而在某些方面，日夫科夫甚至还高出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一筹。

自保加利亚开始所谓“复兴过程”后，我们开始从土耳其籍保加利亚公民那里得到消息说，他们反对剥夺他们的土耳其姓名，强迫他们用保加利亚人的姓名。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当局请求我们在联合国和土耳其当局面前支持他们的“复兴”行动。从保加利亚方面来说，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当时根据塞浦路斯的先例，保加利亚有被分裂的危险。对于我们来说，对人权的任何破坏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也不想干涉保加利亚的内部事务。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干脆来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做出对这件事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样子。因此，我们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领导和日夫科夫本人，说他们在对待讲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的态度上至少是不公正的。收到我们的信函后，日夫科夫表示，问题将被纳入公认的文明范畴，但实际上变化不大。侨民源源不断地从保加利亚涌入土耳其。

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挑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可能把高涨起来的普遍民主化压下去的。我们越来越多地收到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代表们的呼吁，他们反对对异己思想的镇压，抗议压制言论自由和限制学术与社会活动。国内开始出现一些非正式的带民主倾向的组织——生态问题小组、维护公开性与改革俱乐部；持不同政见者、哲学家热柳·热列夫就是这个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日夫科夫已经不能做出一副好像改革对保加利亚来说已是过去的事的样子了，他知道，坚持这种立场，他就不可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他又不打算退休，虽然他在谈话中有时自己也提到这个话题。根据我们总的观点，我不和他具体讨论这一问题。有一段时候日夫科夫好像把自己选择的对象放在切斯特米尔·亚历山德罗夫身上了。

实际上，日夫科夫对谁也不肯让出权力，相反，他决定绕过所有的人，在党和人民面前，作为倡导者，提出最激进的革新主张。许多人都没有想到他会向保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关于根本改变整个政治体系的报告。他提出一项对全国的行政版图进行划分的彻底改革的建议。而这需要从上到下，将国家机关、经济机构和党的组织来一个总体大调整。这个方案的根本是“自治社会主义”的思想，然而他准备的时间太过仓促，圈子又很小，带有强烈的个人意见色彩。

日夫科夫意欲将全国来个大调整，好像他认为，第一，这样可以巩固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甩掉党和国家机构内对他批评最厉害的人；第二，如了解情况的人所说，他可以“从左边”超过戈尔巴乔夫，确立自己作为社会主义首要改革家的权威地位。

日夫科夫认为自己关于机构大改组的想法应该送给莫斯科看看。我们看过后有这样一个印象：保加利亚好像打算要搞一次“大跃进”，或者甚至是毛泽东式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家们产生了另外一种联想：日夫科夫的报告是想用革命的方法打碎国家的机器，就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的那样。

我们按照坚持原则的精神不愿对保加利亚领导人亲自向我们通报的计划和意向给予正式评价。但是避开它，视而不见，当然也不可能。何况我们很快从保加利亚朋友那里得到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信息，他们说，国内正酝酿一场爆炸性的社会冒险行为。

为了更好地弄清楚事态的发展，梅德韦杰夫到保加利亚去了一趟，然后，1987年秋天，我和日夫科夫又会晤了一次。我们谈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次谈话，后来他在保加利亚用自己的话作了阐释，意思是戈尔巴乔夫阻挠了日夫科夫向西方发展的意图。后来保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和日夫科夫的声明说：保加利亚完全拥护苏联的改革，并决意实现自己的改革。因此我特别提醒我的交谈者注意：在提到改革的性质时，决不可以讲要一下子把一切都砸烂，要把经济、党、国家抖落一遍。我又一次警告他不能生搬硬套：因为这样会使改革在保加利亚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对大家贻害无穷。日夫科夫当时对我的话表示理解。总的来说，这是同志之间的一次谈话，没有任何教训人的意思，完全开诚布公，旨在加强相互间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