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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国两会前夕,“中国理想”节目在文化、三农、军事外交、社会管理、住房、食品安全、经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等10个领域,通过同题问答的形式,选取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视频采访,以期在两会时间为这些问题的探讨上提供知识界精英的声音。

访谈实录

易鹏:改革土地房屋产权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

中国城市战略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财经评论员

易鹏:尽管这两年来,农民的收入增幅是高多了城市居民收入增幅的,但由于以前我们农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到了3.5比1,这个差距非常之大。全国目前农民的收入才六千多块钱,那么即使你这么高,你还是非常低水平的增长。那么,对于目前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不能完全靠农民去种粮,还是要全方面拓宽他们的收入。第一个是要尽量把他融入城市。城市要有更多的养老、医疗和公共服务,使他收入提高了。

第二个,要通过更多的制度改革,让农民能够更好地进入城市,比如户籍制度改革。

第三个,还要对农民的土地、房屋的产权进行改革。就是农民靠种粮和打工的收入,这个增长幅度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实现产权了,比如农民这块土地就是他自己产权的话,那么通过出卖、租、售很多种方式,可以全方面提高他的财产性收入。而财产收入提高的幅度往往是非常大的,你像重庆去年农民的收入增幅达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排第一。农民有了财产性收入以后,自然大幅度就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间接破解了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难题。[详细]

孙明泉:种粮补贴应惠及真正的农民

光明网副总裁、总编辑

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粮食更重要。我们的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不同意有些人我们有了钱了,我们向世界各国想到哪里买就到哪里买,这个农业常态下可以,一旦遇到一种比方说重大灾害,国际纠纷,一系列事情的时候,这个米买的途径常常不容易打通,再者来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我们常常一个很尴尬我们买什么,什么就贵,我们卖什么什么就便宜,我们现在这么多年已经给人这种感觉,这一点大家都自然知道,因此我们,我不同意将来说我们到别的国家买粮食,自己生产更高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守住我们的更低红线,我们的这个粮食最基础的东西不能受太多外界的干扰,这个产量基础产量还是要保证。要保持产量,又要农民获得他应该的相匹配的收入,那么补贴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那么把更多的补贴在农民,补贴在真正重量的农民,而不是在农村的企业,或者是为农村服务的,比方说刚才说化肥这种,你要补贴那一一块,它要涨价,农民获利不足,因此还是要补贴真正重量的农民,通过别的形式补贴,尽管他买卖粮本身的收入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是对应它的粮食产量可以更多的,或者讲补贴这一块给它,比方说你十万斤粮食,我就给你十万块钱,那你的粮食价格依然按照常规的市场价去卖,但是你多少,我额外给你多少配套,这是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比喻,通过这种补贴,让补贴农民的收入,不因粮价大波动,而收入减少的太厉害,要使农民的收入和他们的贡献相匹配,这是个需要多方面综合考量的事情,但是让种粮的农民收入他相匹配的收入,让他们不再受方方面面的盘剥,这个方向我想应该是要坚持的。[详细]

何刚:粮价不宜给予太大的价格保护 三方面促进农民增收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

何刚:关于“三农”问题,为什么增产不增收,粮贵也伤农。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今天虽然城市化的进程,每年两千万到三千万的农民变成城市的常住人口,但是我们仍然有数以亿计,全世界最大的农业人口,而且这种状况在未来的五年甚至十年当中,还会持续地存在。在我们可与其的城市化进程,即使达到70%,仍然有4到5亿人口会居住在农村。所以农民的增收和粮食的增产是持续永恒的话题。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过去几年里,确实国家采取了一些保护性的粮食收购价格,事实上我们从绝对数字上看到了农民的收入其实还是有明显的增长,但增长的不仅仅局限于粮食价格的上升而带来的收入增长,实际上我们总体来讲,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粮食的增产随着科技的进步,还有余地,但是总体的可开拓的余地已经在变小。另外,总体上来讲,我们要看到中国土地的面积,可供耕种的土地面积会不断地缩小,虽然有红线保护。所以,从总体上来讲,如果农民只是靠粮食的增产和增收来获得更高收入的话,实际上是不太现实的。因为粮食价格不仅是中国农业的价格,还有世界的价格,有些品种,玉米、大豆、小麦,如果国内价格过高,进口反而会有一个反差,进口粮食反而会冲击我们的市场。

所以我认为对粮食价格不宜过多的给予太大的价格保护,它还是要面对全球市场供需的平衡。对农民来讲,如果要增收,其实应该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除了基本的粮食生产和种植之外,更重要的是发展高附加值的多种农林牧副渔,比如城市中高收入人群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于一些高端的高附加值的更环保、更绿色的、更有营养的、多样化的农产品的需求,在飞速地上升,以黑龙江五常为例,作为中国最好的水稻生产基地之一,那边最好的水稻和大米的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最贵的比如说日本大米或者泰国大米。类似这样的特色农业,高附加值农业,我认为是一些有自然资源优势的地方可以开展的。再比如说水果,陕西一些山区里边有非常好的很绿色的、很天然的优质水果,但是基于一些交通运输各个方面,没有更多的走入市场,实际上他们有可能在未来发展成为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

 第二个农民增收,还是要涌入到农业产业化的潮流,这里既包括了刚才说的这些东西,也包括另外多种农业产业经营的开发,比如在一部分城市周边已经开始的休闲游、度假游,特色农庄,类似这样的方式,我认为也是农民增收非常好的途径,比如说我们在成都、北京、上海周边,大量的农家特色旅游已经成为农民增收非常重要的补充途径。

第三点,我认为就是相当一部分,尤其是中青年农民,他们未来更深入地参与到城市的制造、服务业的机会在不断地增加,进而他们会逐渐成为向城市转移的人群。随着更多的人进城之后,农民总的数量在减少,土地相对集中经营就成为可能。未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会反过来客观上带动农民可能增收空间的扩大。但是总体上我们要认识到,在中国今天这个现实的情况之下,由于人口巨大,农村人口的数量比较大,我们希望农民的增收,在短时间内有过于快速的增长,或者依靠财政和政策的补贴获得快速的增长,我认为也不完全的现实。

所以一方面政策给予更多的空间和支持,另外一点,我们的农民兄弟,农业产业相关的企业家们,还是应该更多的开动脑筋。总体上我认为中国应该还是讲地大物博,农业产业化,或者农副产品商业化的开发,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和基于农业、农村服务业的发展,我认为是有空间的。[详细]

夏学銮:农民增收还是要靠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

民政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学銮:增产不增收,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劳动成本增加了,他的投入多了,当然增产不增收了,产量上去了,但是实际上他的劳动成本,化肥、水,很多其他的农药,成本增大了。尽管中央有很多惠农政策,包括种粮补贴等等,这是一个,就是说他的劳动成本增加了。再一个就是说物价提高了,虽然我们几年都增收,但是赶不上物价的提高,粮价也提高了,但是整个社会物价提高了,包括房价也提高了,包括看病、医疗费用,他感到还是很贫困,没有真正富起来,就是散户就是这样的。靠种地来致富,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大规模的生产,种一些经济作物,就是特种经营、特种种植,比如说鱼塘养虾、养蝎子等等,养各种动物,珍奇的动物这个可能,一般的种地靠这个是不可能致富的。

记者:您觉得除了依靠土地之外,农民增收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吗?

夏学銮:这个当然其他多种经营,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特色养殖、多种经营,不完全靠种地。再一个就是在农闲的时候,可以打工,到外地挣钱。你把地里的麦子种下,有的时候一个冬天可以到外面挣钱打工去,搞一些运输,包括一些小商品买卖,或者自家的房地产,开个小门脸、经营一些杂货等等,农民赚钱的方式很多。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农民要走积极富裕的道路,在这方面传统的向华西村、南街村,他们就基本上红旗不倒,没有分田到户,一直保持这样的集体经营,保持集体经济的优势。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样一个体制环境中,他们的集体竞争比个体的竞争,要有更大的优势,这是一个。

还有一些就是说,已经分田到户的农民,他看到了自己分田的这一垄,因为为了平均,好地大家争、都分,这一垄一垄的不成规模,一垄豆子,一垄棉花,不是大规模、不适合机械化操作,像这样的生产关系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许多中国的农民又重新走向集体富裕的道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今天看到的就是成都三圣乡,知道三圣乡吗?三圣乡那个地方,就是他们集体经营,他的花卉是最好的,花卉是向世界出口的,但是他们自己国内销售也很多的。农民又自己开一个小饭馆、小旅店,旅店跟餐馆一体,既可以有土地入股的资金分红,又是农业工人,他在这个农场要拿一份工资。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农村农家乐的小院落里,餐馆钱、住宿钱,他们都富起来了。农民一家一户富裕还是比较难,我们过去都经历过的,在中国还是走合作化的道路、集体化的道路,现在许多农民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道理。[详细]

石述思:改变三农问题必须提高农民在价格上的博弈权

资深媒体人、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石述思:农民,“三农”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且“三农”问题,曾经我想起过去的总理朱熔基的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落后。这种形成首先在改革开放33年以来,由于城乡差距的拉大,有历史的成因我们必须得承认,尽管近些年国家采取了很多惠农政策,比如说取消农业税,对农民种田采取了大量的补贴政策,首先一个问题就出来了,这些补贴政策真正落实到位没有,希望我们有关部门进行一个全面的大检查。而且目前农民,过去分田到户以后,农民承担了几乎所有种地的成本,已经进入市场化的轨道,但是这些年我们注意到,尤其2008年以后,农业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而且农民整个农产品生产、流通的过程中,博弈的能力非常有限,分田到户,而且传统的农民依赖的可以维护自己权益的博弈的组织也没有建立健全。更重要的一点是农产品流通牢牢地被两股力量控制,一股力量就是商人,一股力量叫地方政府,而商人是相对于农民来说,他有非常强的博弈能力,比如说他的博弈能力体现在有定价权。在这个过程中缺少足够的手段,形成农民和商人之间公平博弈的渠道,这种方式。

另外,地方政府在农产品过程中提供的服务,离现代服务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从信息的支持到技术的支持,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到位,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跟商人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盘剥农民。比如在农产品整个流通过程中,尤其是农副产品,副产品流通过程中,菜价上涨、菜农上吊的事不只一次发生,为什么?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过于高昂,而且成本往往由种植户最终承担。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就是商业流通领域整个缺少规范,缺少有效地管理。第二,地方政府乱设卡,“三乱”现象特别严重,乱收费,乱设卡,乱罚款等等这样的现象频发。当然,国家三番五次掀起声势浩大的治理运动,但是常态治理存在着严重的缺失。因此,从保护农民切身利益的角度,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我们一方面要完善,比如要提升整个农民在市场层面的博弈权,博弈能力,提供足够的支持,对这方面,比如能不能形成新型农村合作社,比如说能不能大量推广农超对接,能不能把公司加农户这样的一种新型的种植和运营模式进一步推广,形成某种制度,都是未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情。当然,更重要的是将惠民政策真正落实到位,必须对行政部门乱收费的现象,或者背后的利益链条进行严格的治理整顿,为农民利益修筑真正制度的防火墙和监管的防火墙。[详细]

陈乃醒:改变三农问题 分产到户的经营方式一定要改革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陈乃醒:这个问题应该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你多收三五斗那种小规模的生产方式,那么三五斗的多收是建立在高投入的基础上,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基建、划分、水利、人工等等这些投入。综述在这些基础上投入的基础上的多收的三五斗,那么如果大家都多收三五斗,或者就他本身来说,他这个利润空间不大。

整个社会也会随着我们经常看到,市场供应就走向了这样一个怪圈,多了价格就要下降,意思是第二年就会少种,少种了以后价格上升,又促使多种。这样子恶性循环,这个往复不止已经多年了。如何改变这个问题,我认为一定要改革我们现在的分产到户的这种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

现在好多地方组织了现代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它和过去的那种人民公社时期的那种是本质的不同。因为它过去的那种是吃大锅饭的,而现在是市场化的经营,这一种市场化的经营就使得这一种农业生产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布局,而且它也有力量能够做到产量比较稳定,市场供应比较稳定,比较平稳,同时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价格也就可能平稳了,这是一条路。[详细]

王志安:单靠农产品增产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是错误的

中央电视台专职新闻评论员

 王志安:所谓增产不增收呢,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点,从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农业生产效率跟整个工业比较起来,跟服务业比较起来,它还是相差很远的,而且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农产品的生产效益跟工业都是没法相比的,这是结构性的问题。然后呢,这里头呢,让农民增收,我觉得需要从几个方面去做文章,第一个就是说农民有他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有几大方面,也包括农业生产的收入了。那工资性收入呢,就需要把农民逐步的吸纳到所谓的工业生产过程中,也包括服务业里面去。那么这里头呢,过去是主要靠所谓农民工进城,现在政府可能需要创造更多的条件,可以让农民在本地就业。那么他工资水平提高了,他这一部分的收入可能就提高了。经营性收入呢,这里头呢,其实包括他们农村、农民自己的创业,农民实际的本身,在市场中应该就是一个企业家,他虽然一家一户,那么这个企业家,如果你要是把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的话,他的创新能力也是不可低估。我前一阵去苏南去看,他们那边农民通过养羊,然后比如说,还要种桑树,养蚕,他们所获得的受益啊,其实都是相当高的。那个养羊户有的时候一年,一家一户可以收入一二十万块钱,这就是经营性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话,那么其实就是说,怎么能够让农民能够分享到,因为财产增值所获得的受益。他们在那搞的一个实验就是说,把村集体资产,因为增值,所获得的受益股份化。就是村集体资产股份化。那么这个股份化呢,就相当于一个村庄变成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当然,它叫股份合作社。

那么这个股份合作社就每年分红的。那这个分红受益,其是就是财产性收入。还有一部分收入就是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呢,说白了就是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使农民获得跟我们城市居民大致相当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公共服务水平。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城市跟农村比较起来,我们在医疗,我们在上学,我们在比如说享受城市的普通的,城市交通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水平相差很远,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城市里,有人给我们运垃圾,但是在农村里边没有人运垃圾。对吧,因为他的公共服务没有辐射到那。那么现在,其实在发达地区,政府就开始逐渐推行,城乡一体化,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农村的这个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开支,逐渐纳入到整个政府的财政开支里面去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关于农民的医保,关于农民的社保,也逐渐的推行城乡一体化。现在在江苏省的苏州地区,无锡地区,就已经基本全面推行所谓的城乡的医保一体化了。就是不管你是农村的村民,还是城市的居民,你享受的医保是一样的,一体化的,没有差别的。那么社保如果将来也在推行一体化之后呢,那么实际上,农民就不会因为他们身份,所受到歧视。那么这一部分呢,其实对他的整体收入提升也是非常大的。在我看来呢,单纯依靠农产品、农作物所谓的增产的来增加农民收入,这种思路本身就是错误的。[详细]

孙林:农民增产不增收原因有四 应建立风险基金

农民日报社总编辑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一个,为什么有的时候涨价、增产,农民没有增收?大概有几个情况,一个是成本,生产成本加大。生产成本里包括很多农资,化肥、农药等等都在上涨。农民好不容易丰收一点了,甚至价格还算可以,但是这些收入比不过农资收入,或者说增长的生产成本,包括用工,现在的价格也是很贵的,把这些成本,假如增产了,价格也会提高了,假如再加了100块,但是现在成本加起来有可能也是100块,有可能100多块,有可能是80块、90块,增加的成本低于可能增加的收入,就能够多落一点,假如挣了,不能多挣,假如还高,你可能还会赔,这是直接生产成本。第二,流通环节,环节很多,运输的环节,有的甚至于到超市的门槛等等。运输的环节,流通的环节很多,成本也在加大,这也加大了农产品成本,农产品最后的价格成本。再一个,有些时候还有自然灾害的影响。当然,自然灾害肯定会影响增产。自然灾害的影响也在农产品的多和少,价格高和低,农民是否增收的问题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还有一些是游资,一些资本的炒作。[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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