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鹏：城市化扩张必须以制度来保护农民利益

中国城市战略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财经评论员

易鹏：我认为农村的城市化，也不是简单的对农民剥削。我认为关键是制度要设计好，如果制度没有设计好，长期让农民得不到足够的利益保护，那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剥削。但是如果是给农民更多的产权，通过市场产权交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城市化扩张的问题。那么农民反而在这个过程中间能得到大量的财产收入，还能够通过这种小城镇的建设，提高他以前住宿的条件，也能够培养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会有更多的小城市，规划好的城市，有更多的公共设施配套的城市，能够为中国消费、投资的非常好的主战场。所以只要制度设计好，不要成为剥削，但是制度不设计好，那么就真的可能会成为剥削。所以这个问题战略设计是最重要的。[详细]

二郑秉文：城市化必须有一个覆盖全国的统一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秉文

记者：很多人将农村城市化视为对农民的又一种剥削。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郑秉文：我说两句吧，有人说有这么一种观点，网上有这么一种观点，说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是对农民的又一次剥削，这种观点很流行，但是也有很多争议，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我个人我是这么看的，从两个角度来看，如果单纯的从土地的价值和农民变成市民以后的境遇来看，确实很多农民是又一次受到了盘剥，比如说土地价值，当我们从农民那里把土地拿过来的时候，它的价值和经过若干道程序土地变性以后，显然对农民的补偿是微不足道的，是很少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经过这么多程序，这么多环节，土地的价值几十倍，上百倍，上千倍的增加了，可是最源头从农民拿地的时候，价值却是非常不值钱的。那么说是不是从农民那里盘剥了吗？我觉得是的。

再比如说农民在变成市民以后，你土地没有了，被征用了，你变成市民了，那么如果你的公共服务待遇没有像你的附近的原来就是城市居民所得到的这种制度那样，那么你还是二等市民呢，你还是没有融入到这个社会啊，那么你说农民虽然你名义上你变成市民了，可是事实上你在心里，你感觉到你是不是二等公民呢？比如说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了吗？那么在中国千奇百怪，各式各样的制度，结果也是各式各样的，你说这里有没有风险呢？有啊，有很多风险，你比如说十几年前征地，给的那些钱，如果你没有变成社会保障制度，而是给你现金，你已经都使用掉了，都消费掉了，那你现在有社会保障制度吗？没有了，即使十几年以后，各地之间差距太大了，据我所知，差距太大了，那么对农民来讲是公平的吗？我觉得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来自于哪呢，来自于政策，还不像刚才说的土地增值那样，如果说土地增值是有市场的因素的话，那么这个完全是政策的因素，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相对统一的，政策相对统一的一个农民工被征地的社会保障制度呢？那么在这个制度不统一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的时候显然是千奇百怪的，差异会相当之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被征地农民，当他看到与他邻居相比，他是二等公民的时候，如果他说他被盘剥了，他被剥削了，你怎么回应他呢？我觉得在这时候我是同情他的，那么我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民被征地以后，那么被认为是又一次被剥削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地方是容易引起同情的。恐怕个别案例上是有的，你不能否认这个状况。这是一个角度。[详细]

三李玲：城市化操之过急会导致矛盾越来越恶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记者：城市化进程，我觉得我们感受也挺多的，因为就比方说前一段时间闹得很僵的拆迁。

李玲：钉子户。

记者：对，很多，自焚，这种现象的产生，您不觉得它是一个正当的进程，就是这个城市化进程正当的环节，还是其实我们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

李玲：当然不是一个正当的环节。我觉得我们还是前面所说的那几招：强拆、拆光、卖光，然后招商这几招，地方政府应该说要政绩的激励机制太强了，你知道吗？过猛，用力过猛，造成很多的矛盾，这个矛盾越来越恶化，就形成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我觉得城市化肯定是一个大趋势，但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化可能有点儿操之过急，就是政府这只手太强了一点，就是推动城市化，其实我觉得城市化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你能不能给这些农民进了城的农民提供就业，因为就业才是他生存之本，对不对？然后提供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他的住房、他的教育、他的养老、他的医疗，你能不能提供，我们现在没有考虑这些问题，就把他给赶进城了，这将来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详细]

四夏学銮：户籍制度改革应预防“打劫”农民

民政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记者：现在很多人将农村的城市化，视为对农民的一种剥削，您怎么看城镇化的发展？

夏学銮：城市化过程是把农民引导到现代城市文明的洪流当中，提高农民的素质。而且很多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富了，一个农村有很多年轻人在外打工，回去带了很多财富，我不知道什么意义讲的，什么意思是对农民的剥削。

记者：他们就是觉得，可能让农村的城市化，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削。就是觉得把农村城市化了，就是把农民的土地收了，一开发就是把他最根本的深层资源剥夺了，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不是农村城镇化吗？农村进行一些改革，比如说开发商去把这个地收回来，然后进行开发，然后给农民进行一定的补偿这种的，迫使这些农民必须出来打工、挣钱或者其他的？

夏学銮：开发商对农民有剥削，因为他可能给农民的钱很少，而他们收的土地建房，卖的钱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开发商跟农民的关系来说可以说剥削，说城市化简单来说有点不太合适。

记者：但是现在土地问题还是成了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很大的矛盾点。

夏学銮：现在国务院不是有一个新的关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动。从农村到城镇工作的，土地要给他保留，宅基地等都不能动的，农民自愿我不要土地，那是另外一回事，一定要遵循这样的原则，说已经看到这个苗头了，所以中央政府已经提前预见到了可能有人对农民“打劫”，趁这个机会掠夺他的土地、土地资源，所以中央已经有政策应付之道了。[详细]

五石述思：终结对农民的盘剥根本在改变地方政府政绩观

资深媒体人、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记者：当今的很多人将农村的“城市化”视为对农民的又一次“剥削”，你怎么看？为什么土地问题成为当下“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矛盾高发点？那么，“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具体到个体命运上，有人在城中村“城市化”的过程中暴富，有人也沦为失地农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的情况？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规律可循？

　石述思：这个判断基本是真实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三大差距，以至于成为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鸿沟。阶层裂痕哪儿来？三大差距，第一是城乡差距，第二是行业差距，第三是区域差距。本来城市化应该成为农民的福音，但是为什么变成了对农民的二次剥夺呢？城市化的过程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量的农民脱离土地，成为市民。而首先中小城镇的发展、发育就是不充分的，农民在那里很难有立锥之地，往往涌进了大城市，变回了城市贫民，这是第一。第二点，混进城市以后，1.3亿农民工沦为"候鸟"，留不住，常年在城乡之间"流浪"，背后又有一个敌人出现了，户籍，他永远得不到市民待遇，而农村的土地又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成为失地农民，这个如果不加以解决，会成为中国未来社会一个主要的不稳定因素。回想历届封建王朝，每次都亡于流民。第三点，这次城市化主导，城市化进程，主要目标不是为了为农民谋福利，他是为了城市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GDP，所谓的政绩。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侵害农民切身利益的一些事情，比如拆迁引发的上访，占据了中国上访的六到八成，比如土地的补偿款不到位，恶意拆迁等等这样的伤害农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不断地发生，而在整个利益分配的过程中，显然农民扮演了被盘剥的角色，而这样大批的财富变成了政府非常亮丽的政绩清单，以及个别在这个过程中靠寻租也好，靠牟取暴利也好这样一些利益集团的盘中餐，因此，我们要稳妥地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定要本着民生作为第一要义，怎么改善民生，城市发展的目的不是让人们过好日子吗，第二，相关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要进一步地配套完善。我们注意到一个良好的政策，中小城市的户籍在近期有破冰的迹象，这对于广大农民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国家福利问题，能够在城市真正的落地生根，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可能。

当然了，要想终结这样的盘剥，根本上在于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改变，这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你的屁股是坐在了盲目追求政绩、权力寻租一边，还是坐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这边，这是最主要的试金石。[详细]

六陈乃醒：用实质公平给最底层的人一种基本水平的社会保障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陈乃醒：我个人认为有一些太残酷问题的，一个社会的发展它是有多种原因，多方面的力量促成的一个结果。城市化也不例外，在这方面我们用得上一句话，叫做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而且在这个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际上给每一个人都提供了一个机遇，这个机遇只要它是平等的，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平等，社会的平等。所以机遇是最根本的，而结果那是不会均等的，结果它会千差万别的。比如说投资吧，城市化要有人投资，投资的结果呢，经营的结果呢，那就会有胜有败，对不对，胜了，成功了，很光荣，很体面，做大老板了，失败了呢？家破人亡，凄凄惨惨，而且市场竞争的结果它必然是这种现象，这是你是不可能用个人的意志来转移，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

那么是不是有一种不平等呢？不能这样看，那么市场机制的规律的结果造成了这种结果，那么它只是一种社会文化或者说一直自然机制所造成的，就是市场竞争最终自然的机制造成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呢，它是一种人的思想意识和他的能力包括机遇这种促成的。可以说我们刚才讲，有钱人他去投资了，或者现在讲，很多人的初始资本实际上是自己的积蓄，向亲人借点钱我就开始做生意来了，我做得好的就做大起来了。可是有的人他有钱了他不投资，他去买股票，他去炒股票，如果他股票还不可靠他存银行，现在有的是啊，存银行对不对，他保险。存银行不会亏损，它就是利率低一点，总要有一点利吧。所以他是低水平的得到，但是我求得平安了。这种低水平的利润就是他平安的代价。

反观有些人他耐不住寂寞，他要投资，他怀着美好的愿望要挣钱，当他能赚钱他个人就实现了个人的目标，他不能赚钱就倒闭了，这都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机遇啊。这个是平等的，我认为就算是平等的。[详细]

七王志安：政府争利导致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被“剥削”

中央电视台专职新闻评论员

　记者：还有一个有关社会管理的问题，现在说农村城市化，有人认为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削，尤其是在土地方面。那么，为什么土地问题成为当前这种城市化进程中矛盾的一个高发点呢，您怎么看？

王志安：这个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土地用途管理导致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土地呢，由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这个过程中里大副溢价，但是呢，农民却没有分享到土地溢价所给他带来的受益。因为，政府从农村手中收回来这个土地之后，是按照农地标准征收的，征收完之后，用途改变之后，按照国有土地，城市的用地，出售之后呢，政府获取的土地出让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等于政府在跟农村争利，那么农民肯定会不满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农业用地本身属于集体用地，集体用地本身就属于权属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在农村土地用地中，包括所谓为分配的土地和已分配的土地，那么已分配的土地，如果被城市化过程中，征收了之后，是有适量的补偿的。但是集体土地被征收之后，农民很难获得受益。前一阵的乌坎事件，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他乌坎那个村啊，村民分的那个土地是非常少的。平均每家只有一分地，每个人啊，但是，他有大量的这个所谓未分配土地，这些未分配土地呢，过去，不能进行农作物生产，它都是一些滩涂、废弃地。但是，随着城市化的过程，这些废弃地，你说建个厂房，建商品房是很值钱的，这村干部一合计就给卖了，卖完之后村民又没获得受益啊。所以在我看来呢，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制度创新的。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那些村集体资产股份化、确权、分配，然后呢，这些所有的受益，确定为村民的全体受益。那么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股份化改制这是一个方向。[详细]

八孙明泉：城市化是必然过程 应让农民充分参与分享其增值

光明网副总裁、总编辑

记者：其实城镇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不是说它的矛盾比较尖锐哈，就是这个拆迁，像您肯定也了解啊，就是一些钉子户，或者说一些自焚的暴力事件，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在城镇化过程中这种现象产生呢？

孙明泉：总体来说呢，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在城市化的积极发展过程中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真是非常集聚，但是我们社会管理的那一块，社会管理它需要多年的积累，它没法像说弄个资本进来，像盖大楼一样，很快就能盖个大楼，管理可不是，它是一个过程和积累，它常常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要靠积累，靠一种大家慢慢都了解、理解、接受一系列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它没法跟上经济的急剧的发展。我们就要走这么一段路。比方经济你看回头看我们20年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是发达国家。

多少年走过的路啊。但是我们的社会管理，这个时间段没法等比例压缩。我没法说把200年的社会管理经验也浓缩到20年，这确实很难的。况且我们此前在这方面有所忽视。现在说了及时不忽视，这个等比例压缩可能性都是值得探讨的，况且我们此前出现了。

那么这块我们现在充分重视到了，就物价加社会管理，将来这一矛盾依然会有，刚才你说的这些，这是这个过程必然出现的，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我们中国的很多原因。也有很多我们自己忽视给我们一个教训，那么现在应该要完善相关的法规。落实相关的法规，充分尊重农民的利益，同时也让它通过一种途径，通过更多这方面了解和认知到这是城市化进程必然的一个过程。让他们能够对城市化建设获得更多认同感的过程中，我想这个矛盾冲突可能就少得多。

现在说到了，如果在这过程中，它看到的都是资本方在里面拿了很多的利益，它本身获益很少，它当然冲突了。但是如果说事后它有途径获得增值这块的利益能够分享的话，它觉得这是主人的一块。你几乎把它建得更美好，我…的过程中，我也能参与呼应啊，那我干嘛跟你闹得这么僵啊，是不是。

但是我说呢，我们而不是那是你的，我被赶出去，如果我们把这些最关键的坎给解决的比较好的话，它就有一种认同感，至少谈的就不会那么激化。在这过程中，这些人也应该是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建设，这里面建设重要参与的力量，而不能把它作为对立面，是吧。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理解。[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