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刚：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三方面前提 需调整整体税制

《财经》杂志新任执行主编

收入分配是中央在十七大以来一直提出和强调的问题，同时也是当下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之下，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我看来，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有几个基本的前提。第一，我们应该充分地强调充分就业，人人有工作是解决收入分配的大前提，哪怕最贫困的人群也能够基本自食其力。同时，由于比较充分的就业，使得劳动力的供应相对比较紧张，这样有更好的技能和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可以有更好的谈判能力，或者更高的收入。所以，充分就业是保证劳动者收入分配相对合理的一个大前提。第二点，我认为适当的税收的调节。应该看到这两年个税的起征点的调整，确实使得一些低收入人群不再成为纳税的主体。但是更重要的调节还没有实现，就是总体税率的下降，中国实行累计税率，从不到10到45%。收入越高的人，他们需要交的税越多。美国最高收入的人群，在税改之前要交的税率就是百分之十几。相对而言，我们的税收政策其实不太鼓励向中等或者高收入人群的发展，对整个社会收入的提高是没有好处的，并且容易造成诱导性的偷税漏税。第二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整体税收体制的改变。除了要交很高的个税，事实上在消费产品购买服务当中，承受了很多增值税、营业税等等各种各样附加税废。有人测算，月收入一万的人可能最终交的税超过一半，我觉得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今天的中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像2011年已经接近10万亿，过去将近十年，每年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都是超过20%，甚至超过30%，而同期劳动者的居民收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都在10%左右，甚至低于10%，显然这里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而个人收入增长过慢，我认为这里有很大的结构性减税的空间，比如说整体以2011年为例，在十万亿财政收入的情况之下，整体结构性减税5000亿，甚至减税一万亿，有没有问题呢？我认为没有大问题。当然，这里要设计的，在总数情况之下，要想清楚针对谁来减税？是针对富人减税还是针对中产阶级减税，是针对国企减税，还是针对更有就业和创造能力的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减税？

对于垄断者，占据资源优势的人或者企业，不是减税的重点。而相对弱势的，处于被动局面的个人和企业，应该是我们减税的重点。最终要通过税收的方式，能够进一步调节收入的差距。当然，第三点，第三次分配是需要靠慈善和公益。我认为应该鼓励更多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出现，让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的慈善事业当中去，进而对于弱势人群，贫病老弱人群有更多的帮助，让他们能够适当地解决一些收入分配的差距。如果在收入、税收和公益三个方面同时着手的话，经过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应该得到很大的缓解，我对此保持充分地信心。[详细]

二孙林：正视贫富差距 持续健康地调整分配结构

农民日报社总编辑

贫富悬距大这是个事实，从这个角度来回答。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必然，具有阶段发展特征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曾经提出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提出这个？大家都不富裕，总得社会还要发展，有本事的、有能力的，假如限制他发展，限制他富裕，大家都是平均主义，都是平均的贫困，这个社会是很糟糕的，因此，那个时候鼓励有能力的人、有本事的人可以先富起来。他富起来之后，一个人富起来，一个单位富起来，好像一个地方富起来之后，他自然而然一方面是局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会逐步带动和关联很多人，很多方面的经济发展，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规律。

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我们国家这几年发展应该这么来，这几年的发展很快，经济的增长，总量的增长，很多行业的快速发展，很多品牌的产品，市场经济不断在推进，这是事实。既然承认这个事实是必然，而且它是建立在市场体系下的，不管完善不完善，是在市场体系下的，就必然会出现有领头羊，有发展快的，有发展慢的，必然是这样的。发展快的，因为他有这样的机制，有这个市场的竞争机制，也有市场的运转机制，也有市场分配机制在里面，必然会出现行业与行业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包括人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整体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现在很多现象贫富差距太大了，怎么办，是不是把多的拿过来一点，杀富济贫了，那也不行，我们还应该走正常的发展道路，人家发展的应该承认，应该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有贡献的，要这么去看，现在的差距应该这么看。当然，这里还应该怎么看？逐步逐步现在开始，现在国家发展必须要在世界上有我们的地位，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指标。当然，我们要绿色发展，要健康持续发展。现在发展到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这样重要的命题也是正确的。刚开始经济发展实力太差，经济太落后的情况之下，要很好的发展经济，穷了就要捱打，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值得国人吸取吗？因此，不能目光光是盯着发展起来的地方，应该说这是我们的成绩。无非是发展到今天开始之后，我们要更多的思考一些问题了，一个应该更加健康持续的发展，第二，要调整分配结构，第三，要更加重视中低收入者人群了。是不是应该到了这个阶段了。

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并不是现在光是对经济作出贡献了，差距大了，我就认为差距越大越好，没人这么认为，我们国家没这么认为。我们应该要缩小差距，但是缩小差距的办法要探讨，要去研究，在整个发展阶段，要去研究怎么分配格局，理论上是对的，怎么调整？用什么办法调整？增加就业，扩大生产，提高竞争力，提高素质，多种方法，加上政策的投入，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自身也得努力，结构上、政策上、税收上，其它政策，分配机制上，采取这样的办法，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详细]

三石述思：社会保障欠帐太多 分配不应重资本轻劳动

资深媒体人、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一个国家的分配主要三个层面。你谈到这个叫收入分配问题。我们国家执行了一个政策，因为国家是穷国，最初改革开放的时候是重效率、轻公平的。在分配上确立了一个分配制度，重资本、轻劳动，以至于导致1978年到2000年这么一个区间，劳动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从50%以上下降到30%多，下降的比例特别大。国家大发展跟普通劳动者没什么关系，越来越穷。而这个现象是近些年历次两会热议的，是历次两会热议的核心民生话题，但这个比较复杂，要解决起来，比如国家也不断地推出收入分配的各类解决方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也在充分地调研、论证，什么原因呢？收入分配是双轨的，跟我们的社会保障一样。什么叫双轨的？有财政拨款的一块，有市场定价的一块，劳动。财政拨款，公务员、事业单位，是一条收入分配体系，企业职工有市场定价，又是一个服务体系。虽然各地政府这些年不断地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来保障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收入分配权益，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劳资更加平衡的工资协商制度，来实现公平博弈，改变轻劳重资的传统格局，跟劳动者赋予博弈权，比给他建立最低工资要强的多，这是根本的。因为在市场中他没有博弈权，现在是有部分农民工用脚投票，但有大部分工人还在超时加班，在整个分配的蛋糕过程中，几乎任人宰割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后核心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一次分配出现问题，二次分配也出现问题。国家收完税以后，应该体现公共服务，去大量推动公共服务事业，比如说完善六个保障，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住房，但这些年欠帐太多，钱都用来“三公”消费了，钱都用来建设楼堂馆所了，养老金空帐运行1.3万亿，寅吃卯粮，住房欠帐累累。最近才三千六百万套，才提出这么一个规划，医疗保障也是欠帐很多。还有一个，社保不平衡又拉大了收入差距分配。第三次分配还有问题，为什么老百姓被剥夺感强？还有一个救助渠道，社会公益慈善，三次分配，调节贫富差距。三次分配是政府主导，“郭美美”事件把慈善的很多短板暴露无遗，社会化慈善又没有法制的护佑，很难获得长足的发展。余次，三重门带来了公众对收入的普遍焦虑、愤怒。当然，我们相信这样的问题正在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未来的日子里肯定会下大力气加以解决，让我们全情期待。[详细]

四王志安：减税是缩小贫富差距最好的方式

中央电视台专职新闻评论员

贫富分化分化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美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把美国的财富分配状况也做过一个统计，发现美国财富分化的水平比我们中国还要严重，也就是说，大概就是0.4%占有了70%到80%的财富。而最穷的，60%的人，大概占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也不到20%，非常低这个比例。那么，也就是说市场化，本来就会带来货币意义上的财富分化，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对企业家来讲是没有边界的。你只要是一个企业家，你因为生产出来一个产品非常好，非常受欢迎，市场对你的奖励是没有边界的。你可以获得，理论上来讲，你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那么普通的工薪阶层里，所有人获得的受益都是有限的。对吧，所以就这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分配机制就一定会导致，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分化会逐渐拉大，那么我个人认为，这是市场的本质带来的，不是只有中国才有。那么问题是在中国有几个情况需要注意，第一呢，很多人认为这个贫富分化，它不是一个市场本身的差异造成的，人的能力差异造成的，是因为有些人通过权力，通过其他方面获得的，其他人难以有这样的机会来获得，他们对这点表示不满，这一点我表示理解。但是，我个人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也有大量的企业家，是通过给普通人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支付的，比如说像马云，马化腾，这些企业家也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他们的财富就非常高啊，所以说分化本身是正常的。

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我认为通过减税的方式更好，因为福利本身你征税有成本啊，我们每收入一块钱，有3毛5分钱是征税成本啊，然后你在返还出去，还有使用成本啊，真正能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可以使用的，可能连3毛钱都不到了。那么你要考虑这个使用效率啊，其实减税是最好的方式。[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