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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国两会前夕,“中国理想”节目在文化、三农、军事外交、社会管理、住房、食品安全、经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等10个领域,通过同题问答的形式,选取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视频采访,以期在两会时间为这些问题的探讨上提供知识界精英的声音。

访谈实录

罗援: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结合才能体现中国的外交战略

以前都讲弱国无外交,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弱国了,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现在的GDP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称之为是一个世界强国,但我们起码不是一个弱国,我们要有一个大国的外交风范。那么这种外交风范,以前人有一种误解,就认为我们的外交方针是韬光养晦。这句话,它是不准确的,因为韬光养晦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小平提出来的我们的一个对外方针,而且是一个内部的讲话。那么这个韬光养晦,当时提出来他也是四句话,叫做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所以对这四句话,我们不能把它割裂地来看待,片面地来看待,应该把它全面的来理解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韬光养晦必须和有所作为要合在一块儿,这才叫是我们的一个外交战略。如果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分开,只能是一个谋略,或者说是一种策略,就像我们现在提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你不能把积极和防御两个词组分开,只有把积极和防御组合在一块,才能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方针。所以我们的外交也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把这两个放在一块儿,综合地看,辨证地看,在某一时期突出某一个重点,那么这时候才能体现我们的外交战略。[详细]

朱锋:新时期中国需要重新建构与世界的关系

我觉得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1978年到现在34年时间,我们必须在观念上、在心态上、在政策上、战略上都必须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变了,而且在中国34年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世界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变了。所以,我们现在大体怎么来审视、怎么来处理、怎么来应对我们的对外关系,这个对外关系不仅仅是每天晚上《新闻联播》最后三分钟的国际新闻,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和国际的互动,已经如此之紧密,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发展,而世界的发展也是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发展。因此,我们说,您刚才说提到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公民在海外生命的保障,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和商业利益的保护,中国如何在目前中国的商业利益不断地扩展到全球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中国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都能够向世界去展示一种新的形象,新的能力以及整个新的我们说这样一种中国人的观念、眼光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怎么获得保护,回过头来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对世界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认识和把握,以及我们去有效在海外合理的去从事商业活动的时候,同时推销自己,能够让中国有很好的和世界的交往以及互利关系,人这种交往和互利关系能够深入人心,能够在当地赢得更多的朋,能够赢得更多的资源。所以中国公民的海外生命财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外交责任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能力建设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中国已经变化以后的中国人,当它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到底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心态、观念去重新去建构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其实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国家增加了外交的领事保护,所以我们领事保护制度也在不断发展,也是保障公民生命财产的一个重要的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部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讨论比如说增强一些和国际的合作,就像2011年10月5号的湄公河13个中国船员被杀事件,到12月我们实现了四国湄公河的联合巡逻,很多事情国际合作是一个必要的手段。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利比亚的例子,缅甸的水坝停建的例子,中国的海外的投资和公民的安全到底如何保障,还有我们最近可以看到苏丹中国人被绑架的例子。我觉得对这些例子来说,一方面有很大的代表性,就是当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的时候,世界各地局势的这种动荡肯定会影响中国的海外商业投资利益,影响到中国公民的这个海外的生命财产,包括人身的安全保障等方方面面。[详细]

易鹏:中国外交要加强与世界交流 培育国民心态

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在外交方面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在这个情况下,国民既要克服以前固有的自卑,感觉中国很穷,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盲目的崇洋媚外的这种心态。但同时也要防止由于经济增长过快,导致内心的膨胀,感觉我天下老子第一的心态。因为在国际舞台中间中国还要存在的空间足够大,如果我们自己抱着一个谦卑的心,韬光养晦,给自己不断成长,加强与世界各地交流,吸纳人家的长处,这样才能够培育整个大国外交中间国民的心态,因为国民是大国外交中最主要的主体。[详细]

夏学銮:外交应不卑不亢 原则问题绝对不能让步

夏学銮:中国的外交方针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会变,我们过去有一个叫做韬光养晦的策略,我觉得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不一定完全恪守这样一个韬光用晦的策略,因为国际的形势变了,基本上是欺软怕硬,所以我们该出手时就要出手。很多情况下他认为你软弱可欺,他就得寸进尺。我们的领土都是非常神圣的,不能容忍任何的侵犯,任何人染指,所以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强硬。当然我们不会欺负别人,这是绝对的,但是如果你来侵犯,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给予无情的打击,这是一定的。所以在外交上,不卑不亢这是对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详细]

陈乃醒:处理南海问题不可软弱也不可冒进

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南海的问题,南海非常复杂,需要动用我们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软弱,但也不可冒进。也在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同时,来奠定我们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这两个将来是应该要做好的。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称得上大国了,还不是我们GDP第二了吗,过去谁理你?在30年之前世界根本就没有人理你,谁觉得你重要吗?

我昨天听国际广播台讲世界之最,听那个广播,他讲了什么问题,就是抗日战争的过程逐步奠定了我们大国的地位,抗日战争过程中我们承担了反法西斯重要的责任,使得我们奠定了成为联合国的五大强的常任理事国。但是战后以后,和平发展的年代,前30年我们没有做好,没有这个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太差,没人理你,你说话没有发言权,那么最近30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很好,这才开始了奠定了我们大国的基础。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在这方面差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能够反映我们真正的实力的人均的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这个是很要命的事情,我们有朝一日,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收入提到全世界比较高的层次,像小平同志就讲了,到这个世纪的中叶,能达到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GDP肯定是第一的,不要说我们GDP很高了,劳动生产力很高了,就是我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了已经是第一了,肯定是第一,人口占20%,GDP占世界20%肯定是第一的,这个可能永远达不到,但是按人口平均能够提高,这倒是实际的问题,需要做到的。[详细]

王志安:中国外交要维护主流的世界价值观

随着中国国际交流,普通中国公民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旅游、探亲、访友就是国际活动越来越多,它跟我们过去那个时代,封闭的时代不同了,那么呢,你所遇到的危险的可能性增加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过去呢,我们在国际上不引人注目,现在呢,随着你的体量的增大,你不愿意的情况下,也有人会把你当敌人,这种风险也在增加。而它如果针对中国进行攻击,非常有可能就会选择中国公民。所以说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中国公民被绑架,被袭击的现场更多了,这个我要说,它是中国逐渐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逐渐的从一个小国变成一个大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中国政府如何处置,中国的外交如何调整?在我看来,首先,中国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回到原先那样的一个孤立的外交政策里面去。那么它对我们的外交提出的一个新挑战是,我们要融到一个国际主流社会里头去,共同对付和打击那些所谓的恐怖主义,维护主流的世界价值观,这是一方面。坚定不移的。另外一方面,对我们的公民,要进行适当的教育,这个教育就说走出国门之后,有些基本的规范,防范危险的方式要普及的,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东西呢,它会增加你的危险性,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现在正处于政变,变乱时期。提醒中国公民不要去。你像国外很多国家,它就有定期示警制度,那么遇到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比如说像亚丁湾巡航那种方式。我觉得也都可取的。这个关键是遵守,我们的观点就是遵守国际主流价值观,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同时对公民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详细]

庞中英:外交政策应做适当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

过去中国外交主要是官方层面上的东西比较多一些,现在的话中国外交的对象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然后主要是我们自己本国的各种各样的各界的人士,从商人,到学生,到许多现在大家去留学旅游观光,到全世界去你说的到处都是,非洲也到处都是中国人,非洲、澳洲、美洲西半球这个亚洲就不用说了,我们中国就在亚洲,中国走向世界这个是一个趋势,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和以前讨论中国外交,今天讨论中国外交和昨天讨论中国外交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情况变了,总得来讲就是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其实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原则,还有一个做法,尤其是做法还有外交的体制,有很多方面是跟不上这个变化,是非常滞后的,尽管这些年有一些改革,你们都知道,领事方面有一些改革就是领事保护方面有一些改革,以人为本,增设了一些机构和人员,投入的比较大的做的也比较多,比如说遇到工人被抓了,启动应急措施但是实际上还是根据应该说,适应不了这个变化的形式,其实这里头不光是一些具体的问题,务实层面的问题,也有许多的涉及到比较抽象的,就是国家外交政策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对下一步的怎么调整,比如说现在国外的有一些西方国家,现在包括非洲国家,他们都让我们调整一些外交政策的一些原则和做法比如说要不要干涉内政这个选择,比如那个这个要不要干涉内政这个原则,这个西方的压力很大,非洲国家也有一些压力,让我们中国更多的介入过去叫干涉,我们更多的介入,但是实际上这里头涉及到如何严格的区分,有些事物是严格意义上,就是内政,就是别的国家内政,如果你区分好了,比如说肯尼亚的内政,埃塞俄比亚的内政,苏丹的内政,柬埔寨的内政,那么我们中国还是继续奉行不干涉内政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这毫无疑问,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内政很难以界定有许多方面涉及到我们中国的利益,涉及到中国的比如说涉及到中国的人、财、物,这样的东西这时候内政的时候,现在全球化的时代内政和外交的界线现在非常的模糊,应该最近在苏丹、在埃及,发生的这些事情,都足以说明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教条式的固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中国是联合国宪章忠实的执行者,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行使国家主权的基本的原则,还有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而且我们想今后继续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因为这是国际体系稳定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我们中国就完全是教条式的,根本就不介入,那么现在的问题根本就不在于我的观点就是问题是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放弃这个原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不是也在于是我们是不是要介入,就是我们中国要不要介入,而是说关键的问题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我们如何介入,我们如何就是说对国际事务、地区事务、全球事务进行介入。比如现在我们通过联合国渠道,如果有联合国的授权,那么如果是由地区组织的授权,比如有阿拉伯国家联盟,比如有非洲联盟,比如由东盟,比如由上海合作组织,尤其是中国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那么这些地区组织的比如说授权,那么这个合法的性,或者使叫正当性就能够得到保证,我们就可以的话,然后介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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