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5日，本和我同时受邀前往福特入主的白宫参加一场晚宴，用餐时我坐在了新总统的旁边——一个令人激动的标志，代表整个悲哀的“水门事件”就此结束。（有一则关于福特升任总统的趣闻是这样的：一批印有他照片的T恤衫出现了，照片旁的说明文字写着：“我是靠《邮报》得到这份工作的。”这句标语被我们的分类广告部门引用。）到这时，福特已经赦免了尼克松的一切罪责，我认为这有些为时过早，觉得尼克松至少应对此有某种愧疚感。我怀疑还暗藏着更多的罪恶行径没有被揭露——现在看来可能永远都不会浮出水面了。我敢肯定福特是顶着众多压力，把整个灾难性事件“撇到我们脑后”的。然而尼克松的幕僚们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确实是个不小的代价，但他的大多数幕僚都进了监狱，而他却能在最后重新成为政界元老式的人物，甚至先后在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担任总统期间为外交政策出谋划策。

到1973年年底，我们——《邮报》和《邮报》的一些员工——开始获得大量奖项。正如我给某人写信时所说：“这是一个愉快的麻烦。”我获得了最重要的新闻界奖项中的两个，约翰·彼得·曾格奖和伊莱贾·帕里什·洛夫乔伊奖。我认为其中一些奖应该颁给别人，尤其是本，我认为它们全都颁给我是反性别歧视主义在起作用。

幸运的是，谁得了什么奖并没有影响本和我的关系。事实上，在1974年年初，一份媒体行业的业务通讯称我是“杰出的报纸经营者”，而把本排在第二位。我认为这特别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作为一名报纸经营者，我除了艰苦努力外仍然什么都不会。但是，我认识到，“水门事件”在当时占据了每个人的头脑，因而那份报告的编辑们没有着眼于全局。

“水门事件”实际上令我和本的友谊牢不可破。自始至终我都主要依靠他。他更是干劲十足、充满魅力的领袖，不论我们受到何种打击，他都能保持冷静，勇敢无畏。正如伍德沃德后来所说：“一直觉得布莱德利是我们的领袖。他就是那个扛着指挥大旗的人。”本的品格自始至终如此高尚，我会不时去拜访他，还从他那儿学到很多新东西。

有谣言说我要赶走他，因为他把“水门事件”报道得太过火了。当这种谣言四处传播时，你再怎么否认都是徒劳；尽管这个人一直在任，谣言还是不断。还有很多关于我们关系的性别歧视的评论。不知为何它似乎总是被描述得很夸张。例如，在《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本·布莱德利和阿贝·罗森塔尔的文章之后，我写信给汤姆·温希普，向他抱怨说：“为什么只要一位女发行人和一位男总编辑共事，他就被指责为手握大权，而她则被指责为容易受摆布？”事实是，我一直喜欢和本共事，而这段时期可能是与他共事的所有时光中最有意义的一段。

为了保持我们在年底互相写信的传统，在1974年这个重要的年份快结束时，我给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总结了我内心深处对我们之前一起经历的那些事情的许多感受：今年我不准备等你先给我写信了——我在穿衣服时开始回想过去这一年，等穿上鞋子时我忍不住就在便签本写了起来——正如我想起你昨天下午说的话：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

你和我不得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神话和现实分开。因为过了今年，神话会开始蔓延，而现实开始淡化，甚至在我们的脑海里也如此。

现实毫无伪装，但显然又难以描述。现在很多人认为你是英雄我是女英雄，同样，持相反观点的人也很多。我觉得英雄和女英雄都是些平凡的人，通常过着同样平凡的生活。可是，当你在公认的日益严重的危急局势中告诉人们你只是在做分内的事情时，他们会说，啊，是吗，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