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报》没有像很多其他报纸那样在社论中公开主张总统辞职。作为一家独立的报纸，我们认为，只要向大众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他们就能作出明智的判断。

终于，在8月5日，盼望已久的“确凿罪证”出现了。白宫公布了3份新的录音带文字副本，记述了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在1972年6月23日，也就是最初的闯入事件发生6天之后进行的谈话。录音带的内容显示，总统曾亲自下令进行掩盖活动，并指使以各种手段来隐瞒他的助理们卷入闯入事件的事实，还通过一系列指令来隐瞒一些他所知道的细节，使其不为联邦调查局所知。这个情况太富有戏剧性了，而且显然此时已到了事件的最后关头，于是我离开我8月份的度假地玛莎葡萄园岛，立刻乘飞机返回华盛顿。

尼克松起初说他不会辞职，还说他认为应该遵照宪法程序任此事自然发展。之前投票反对弹劾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全部10名共和党委员此时宣布，他们将投票赞成至少一个条款，即妨碍司法。我们把尼克松有可能辞职作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但没有作出预言，尽管各界都这么猜测。

8月8日，尼克松总统宣布他将于第二天辞职。我一整天都待在报社。我们很多人一起观看了尼克松在电视上露面说他决定辞职。菲尔·盖林当时正在我们办公室街对面的麦迪逊酒店吃晚餐，他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了评论辞职这件事的社论草稿。草稿打出来后，他连同一张便条一并寄给了我，便条上写着：“你很可能会想看一看这个东西。”

8月9日，《邮报》以尼克松执政这几年为主题发行了一个22页的特刊。我们在我的办公室一起收看了尼克松离开白宫前发表的古怪讲话。整件事是这样的难以置信。在漫长的这么多个月后，看到这样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结局是非常奇怪的。这一切似乎既令世人震惊，又令世人困惑。一件算得上奇迹的事发生了——这个国家即将以一种完全民主的方式来改换总统。这个改换程序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确立，如今被用于这个史无前例的事件中。

《邮报》接到了很多不友好的电话，许多读者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他们的想象中，我们所有人正忙着开香槟庆祝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看到的这个结局——简而言之就是“我想这回你该心满意足了吧”一类的想法。我最大的感受是释然，同时还有忧虑。直到作为确凿罪证的录音带出现之前，一切都还没有被确认；直到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天，他都似乎有可能继续坚持下去。如今，对这个事件最终将走向何方的忧虑终于解除了。

一看完尼克松的讲话，还没等他离开华盛顿，我就返回玛莎葡萄园岛继续我的假期。在这个总是让我感到平静且远离日常生活的小岛上，我打开电视机，听到一个声音说“福特总统”。这让我激动万分。直到此时我才彻底感到宽慰。我真的觉得一副重担从我的肩上卸下了。它结束了。尼克松走了，福特成了总统，千真万确，“我们国家长久以来的梦魇”结束了。这种宽慰来自我们有了一位和善、开明、诚实、不恐吓人的总统。

我最后一次接触“水门事件”是在尼克松刚离开华盛顿的时候。鲍勃·伍德沃德带着最棒的礼物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台木质老式衣物绞干机。上面有6个人的签名，他们是这几年来一直努力让这个报道继续下去的人：本、霍华德、鲍勃、卡尔、哈里·罗森菲尔德、巴里·萨斯曼。我非常愿意拥有这个象征性的礼物，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我们在“水门事件”期间所感受到的压力。之前一个古董商人打电话给鲍勃，说他愿意出售这个年代久远的绞干机，条件是鲍勃愿意考虑把它送给我。鲍勃小心翼翼地问他多少钱。“10。”这个人回答道。“10什么？”鲍勃问。“10美元。”他回答。鲍勃赶忙把它买了下来，而我收下了这个我非常钟爱的木质绞干机，20多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放在我的办公室里。

当我9月份回到华盛顿时，我想，整整两年在“水门事件”一刻不停的重压下度过后，生活终于可以回归正常了。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想象中的这种“正常”已经被彻底改变了。我希望自己能够远离公众的瞩目，同时希望《邮报》也能如此。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争夺我们电视台经营权的那些挑战依然存在，1974年年底才有了结果。迈阿密的挑战于11月26日被撤回，而杰克逊维尔的其中一个挑战于1975年1月被撤回。其余的两个挑战分别于1975年4月和7月被联邦通信委员会否决，评判员认定由于“圣约翰广播公司在提交申请的过程中有公开欺骗行为，没有任何调查结果显示批准它的申请将符合公众利益”。此外，我们很幸运，这些竞争者似乎只对通过他们的政治关系获胜有十足把握，以至于他们没有再提起任何诉讼。

比起尼克松的辞职，对我们来说这回才真的是“水门事件”的终结。到此刻为止，在我们一直进行的这场反对贪赃枉法的斗争中，前两家挑战的案子花了我们两年时间，后两家花了我们两年半时间。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仅是在金钱上，还在焦虑、分心和实力的损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