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水门事件”中一件影响巨大的事发生了——这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关键时刻。在向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作证时，霍尔德曼的另一名助理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透露，白宫有一套语音录音系统。总统之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大量谈话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被录了下来，这个事实显然被总统本人忽视了。或者他也许认为由于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系统的存在将永远不为公众所知。但是，总得有人来安装这个东西并运行，这个人正是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正如伍德沃德后来所说，它是“这个系列事件中又一个不可思议的片段，是我们的好运和尼克松的厄运。一系列错误的决定、错误的转折。然而，彻底揭露该事件完全取决于这条脆弱的线索，而它本来可以有上百次机会被切断”。

如果没有这些录音带，这个事件永远不会露出真相。事实上，我认为是它们救了我们。在这些录音带被发现后，人们为了拿到《邮报》的第一版，真的开始等候在我们大楼外的巷道里。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个报道。

天知道尼克松为什么没有销毁这些录音带！他似乎认为它们有保留价值，认为自己有能力守住那些隐秘的内容。事实上，他也确实很长一段时间千方百计地在做这件事。7月25日，总统宣布他不会把录音带交给由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任命的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因为这将危害“政府的三权分立原则”。

无法理解的是，这段时间里我甚至还试图与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保持联系。如今回想起来，考虑到我们当时正对他猛烈抨击，我这么做似乎有失尊严。我认为这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与讨厌我们或观点不同的人交流总比不交流好，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那过时而成为累赘的优良传统，即愿意去取悦别人。

有人寄给我一张纽约某处一间旧木屋的照片，屋子上用油漆写着：“（斯皮罗）特德·阿格纽喜欢凯·格雷厄姆。传下去。”我觉得这太有趣了，于是就照其所示，把它传给了副总统，并对他说：“我觉得这个告示……可能会像逗乐我一样逗乐你。寄给我这张‘涂鸦’照片的人告诉我，这间木屋后来被烧掉了——这样一来证据就被毁灭了！我想人生中的事——或涂鸦上的字画——常常兜一圈又回到原位。我保证对此事保密。”

更夸张的是阿格纽的回信：“我对这个涂鸦挑不出任何毛病。要欣赏一家把人描述成卡里古拉之马卡里古拉是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被认为是典型的暴君。据说，他曾将一匹自己最喜欢的种马牵到元老院，要提名让马进入元老院，成为元老们的同僚。——编者注的报纸很难，但我认为你是迷人的。”多令人尴尬啊！

另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开始围绕阿格纽展开。我写给他那封短信刚过去10天，阿格纽宣布他被通知自己正因涉嫌触犯刑法要接受调查。两天之后的8月8日，他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老调重谈，否认那些罪行。

随着调查的深入，《邮报》在9月22日发表文章说，尽管副总统声称绝不会辞职，但实际上正在进行认罪求情协商。阿格纽的律师试图向《邮报》一直报道阿格纽的记者理查德·科恩和其他几名记者发传票，以此获知某些极不利的消息是从哪儿泄露的。我后来用非常简明的语言形容阿格纽当时努力在做的事：“直白地说就是，他想知道政府内部是谁在告发他，这样他就能私下对付他们或让总统开除他们。”

我们的律师研究出的保护科恩和《邮报》的对策是，把科恩所有与阿格纽相关的笔记都放到我的名下，后来我在提交给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坚称自己肩负着保管这些笔记的最重大责任。其实，如果保护这些笔记和消息来源需要我进监狱的话，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我在旅行途中转机时接到了电话，如释重负地得知阿格纽宣布对自己被指控担任马里兰州州长时逃税的罪状采取不抗辩，这意味着我脱险了。1973年10月10日，斯皮罗·阿格纽辞去了副总统的职务。

与此同时，尼克松总统的麻烦不断增多，一点儿也没有因阿格纽的危机而好转。8月15日，他又发表了一次电视讲话，这是他就“水门事件”所发表的第五次重要声明。他在声明中称该事件是“对回顾过去着了魔”，还说国家让各级法院来处理此事和关注此事，却不去关注“那些比它重要得多的大事”，试图以此转移人们对这个事件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