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个人历史：凯瑟琳·格雷厄姆自传》，作者：[美] 凯瑟琳•格雷厄姆，出版：中信出版社，原题：《“水门事件”的影响》

当我们在“水门事件”中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我个人的情况也很糟，因为我挚爱的同事弗里茨患上了癌症，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到了1973年4月的最后一天，弗里茨病情危急。他躺在病床上收听了尼克松的讲话。他的妻子利亚娜后来告诉我，当尼克松一度在讲话中承认自己负有某些责任时，弗里茨举起手臂，握着拳头，利亚娜后来给我写信时说，“他骄傲地咧着嘴笑了，‘谢谢，谢谢！’他热情地欢呼道，‘太好了！万岁！’这是弗里茨最后一次向《邮报》致意！是的，他完全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他在那儿眉开眼笑地高兴了一小会儿——为这整件事也为你们所有人感到兴奋和激动。”第二天早晨，弗里茨去世了。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我们的报道被证实和弗里茨去世——让我的满足和喜悦交织着深切的悲伤和失落。

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恩·齐格勒为他早前批评《邮报》报道的言论向《邮报》全体人员道歉，并特别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道歉。齐格勒的声明令我们所有人感到吃惊，同时也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他已被争取过来。鲍勃马上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齐格勒回应说：“我们都有自己分内的工作要做。”我向打来电话的新闻记者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们感谢并欣然接受这个道歉。“这个道歉不吝惜措辞，表达得很大度。我非常乐意接受它。”

弗里茨去世后刚过了一周，《邮报》凭借其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荣获普利策奖。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受到了嘉奖，赫布洛克和罗杰·威尔金斯的名字也被特别提及。后来证实，普利策奖的评委们在这个事件最富戏剧性的情节发生前几周开了一次会，会上他们并没有把普利策奖投票给“水门事件”的报道或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他们原先提名的是《邮报》的另外4名员工：戴维·布罗德被提名评论奖；鲍勃·凯泽和丹·摩根被并列提名国际报道奖；而比尔·克莱本凭借对一场监狱暴乱的报道被提名突发性新闻报道奖。

麦科德的信被公之于众后，当时担任评奖委员会委员的斯科蒂·赖斯顿和纽博尔德·诺伊斯指出，《邮报》没有因报道“水门事件”而受到表彰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之前曾进入优秀公众服务这个奖项的角逐，但是没有获胜，或者说看起来只有一步之遥，因为评奖委员会的地区编辑对这整个事件抱着相当怀疑的态度。等斯科蒂和纽博尔德发表了他们的观点后，委员会问本·布莱德利想让《邮报》进入优秀公众服务奖还是调查性报道奖的角逐。本选择了优秀公众服务奖，这正是《邮报》赢得的奖项。然而，普利策奖的评委团同时取消了他们已经投票决定了的、《邮报》获得的三个奖项中的两个，只保留了戴维·布罗德获得的评论奖。

但是，尽管有了尼克松出人意料的讲话，还有普利策奖的获得及其带来的对我们报道的肯定，整个“水门事件”却远远没有结束。之前的一些庆祝有些为时过早。虽然在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之后我们获得了信任，但是白宫内部依然有我们的死敌，尽管弱小了一些。还是有很多人站在尼克松一边，依然认为整个事件被严重地夸大了。很多外国人没有把握“水门事件”的实质，尤其是在欧洲和阿拉伯世界，那些地方的人视这位总统为外交事务的天才；在很多方面，他确实符合这种看法。

有很多事情我们和公众仍然不知道。但发生在1973年春天的一件事加快了我们的步伐——联邦大陪审团以密谋、作伪证和妨碍司法的罪名起诉前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和前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指控他们妨碍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国际金融家罗伯特·维斯科进行的一次调查，以换取维斯科为尼克松1972年的竞选活动提供20万美元的秘密捐款。此外，电视转播的参议院“水门事件”听证会，以及保守派人士，包括巴里·戈德华特呼吁弹劾的声音，也助了一臂之力。

《邮报》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上其他报纸和新闻媒体，以及国会和各级法院后来的努力，这座冰山的本来面目露出了水面。越来越多的阴谋和政治欺骗的证据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之下。几名记者遭窃听的事实被揭露。有很多人告诉我们，《邮报》大楼被安装了窃听器，我甚至还遭到跟踪。这可能是猜疑过度。我们在整幢大楼、我的办公室和几名重要编辑的办公室里展开了大面积搜索，结果毫无所获。我非常确信我的电话从未被窃听，也不相信我曾被跟踪，但由于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这种猜疑看起来绝非空穴来风。

1973年6月，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发表文章说，白宫在1971年和1972年一直保有一份“政敌”名单，我们中几乎没人对这件被揭露的事情感到吃惊。很多人——其中有几位是我的朋友——把登上这个名单看做是一种荣誉。我不记得我的名字是否在名单上，但我很清楚，不管我的名字被写下与否，我都在名单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