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周里，众议院全体成员在2月6日以410票赞成、4票反对，同意启动弹劾调查程序，并同意放宽司法委员会的传唤权。事实证明，总统无法将他对新闻界，特别是对《邮报》的所有仇恨只局限在白宫范围内。他出席了爱丽斯·罗斯福·朗沃思的90岁寿宴，然后对等候在外面的记者们说她永葆青春的方法无疑就是“不为华盛顿的景象所困扰”，还说：“假如她把全部时间用来看《邮报》或《星报》的话，她早就活不到现在了。”

2月下旬，黑格邀请梅格、本和我去白宫共进午餐——显然是一种试探。我们在1974年年初的所有感受与我们在之前那些年月里所经历的紧张、担忧和极度痛苦完全不同。到了这时，毫无疑问，我们所有人都情绪高涨，因为我们已经被证明是清白的。可是，我们的满足感被尼克松政府所作所为给我们带来的失望大大地削弱了。

我去乡下度完周末回来后，梅格带着十足的怀疑口气问我：“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随后她开始告诉我，尼克松之前为了计划中的尼克松图书馆，捐赠给国家档案馆一些文件作为礼物，可是这些文件的转让契约上的日期被写早了。契约上的日期写在了一部约束这类礼物的免税金额的法律生效日期之前。尼克松在过去4年里申报了将近50万美元的免税款。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回应是“真精彩”。我知道这听起来是报复心理，但事实是，在被辱骂了这么久之后，我们自然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惊人事实一个接一个地被揭露出来，远远超出我们报道的范围，甚至超出我们最疯狂的想象。梅格说：“如果你下次发表讲话时说，‘这当然没有令我们满足。我们只是在履行我们分内的义务’，上帝会惩罚你的。”

我们再次高兴地看到所有事情得到进一步证实。1974年3月1日，大陪审团作出判决，立案起诉7名前尼克松政府及竞选活动官员涉嫌密谋掩盖水门盗窃案。

接下来是什么？5月9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就是否弹劾尼克松举行正式听证会。尽管我的一些朋友，包括安德烈·迈耶，认为《邮报》正企图从总统身上“榨干最后一滴血”，我还是相信我们是在理性地、不偏不倚地跟踪报道弹劾进程，于是我答复安德烈说：“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任何人，不管这个人是多么的居心不良，怎么能够把这曲解为‘榨干最后一滴血’……比起对这位总统的影响来，它其实更关系到什么最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现在和将来——这位总统已无关紧要，这个国家却至关重要。”我私下认为弹劾是正确的，但我的个人观点并没有掺和到报纸的报道中去。

5月中旬，有消息透露，尼克松与霍尔德曼和迪安之间进行的、关于以经济手段报复华盛顿邮报公司所属电视台的营业执照的谈话录音在录音带公布之前被删掉了。这件事在报界被广泛报道，包括我们自己的报纸。结果，我收到了乔·艾尔索普写来的一封深表痛悔的信，之前他基本上一直站在总统一边，我们还为政府是否与我们的营业执照遭到挑战有关联而有过激烈的争论。乔在信中写道：你都对了，而我几乎全错了。这是我看到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报道总统威胁报复《邮报》这篇异常有趣的文章之后的第一反应。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么钦佩你们全部人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尤其是你和本。我也许不能预测最终的结局是好是坏，而且有时还心存疑虑，但事实是，白宫内部形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体制，如果继续下去将危及这个国家。你和《邮报》的其他领导人及记者们一手摧毁了这个体制……因此我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还有我的歉意，为我曾在真相明了之前就假定我们不幸的总统是正确的——现在证明这样做是个彻底的错误。乔的这封信宽容大度，我确信他写的时候带着对某些无法弥补的损失的巨大难过和悲伤。

“水门事件”继续朝着一种两年前谁都无法想象的结局发展。1974年夏天，尽管被揭露出来的一切事实以及各个机构——各级大陪审团、各级法院、国会参众两院委员会——所采取的全部合法程序看起来是那么的令人吃惊，尼克松却仍然在指责新闻界令他陷入尴尬境地。他一度声称，假如他是个自由派，并且“迅速撤离越南”的话，新闻界就永远不会对“水门事件”大肆渲染。尽管尼克松信誓旦旦地向他的支持者拉比·巴鲁克·科尔夫宣称，“水门事件”将被记载为“美国历史上范围最广但内容最浅薄的丑闻”，但这个事件却继续曝出内情，一点儿也不像他说的那样。

7月8日，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别开庭，审理“美国诉理查德·尼克松”案，听取控辩双方的论据。此案利害攸关的一点在于，法院是否会下令尼克松交出白宫录音带。第二天，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彼得·罗迪诺透露，对于相同的几盘录音带，白宫公布的内容和委员会发现的内容却有许多不同之处，这表明尼克松在积极掩饰，而且这种行为还在继续。

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一致裁决，尼克松无权拒绝提供刑事审判所需要的证据，因而下令他交出贾沃斯基之前发传票命令其交出的其余那些白宫录音带。随着这个判决的出台，事件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7月27日、29日和30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相继通过了3项弹劾总统的条款，指控总统妨碍司法、违法和拒不交出委员会发传票命令其交出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