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之后的8月22日，也是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接替辞职的比尔·罗杰斯的这一天，尼克松承认自己对导致闯入事件和掩盖行为的白宫“不正之风”负有责任。事件正迅速向前推进着。8月29日，西里卡法官下令总统把涉及“水门事件”的录音带交给他，供他本人私下检查。尼克松和他的律师团对这个强制令不服，提出了上诉。当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宣布支持西里卡法官时，双方开始正面交锋。尼克松于是想出了一个特别的主意，用一份经过编辑后的录音带内容摘要代替原录音带交给联邦法院和参议院调查官，并且由参议员约翰·斯滕尼斯来证实这份摘要的内容。特别检察官考克斯严词拒绝了这个提议。10月20日，考克斯维持了自己的判决，在录音带问题上不与总统进行妥协。

当晚阿特·布赫瓦尔德一家为阿特的生日筹备了一场网球聚会。我们几个人中有的已经到达，有的正在赶往一个室内网球场，这时我们听到了那个后来被称做“周六夜大屠杀”的惊人消息。总统要求司法部长理查森解雇考克斯；理查森不同意，结果他自己被解雇了。理查森的副手比尔·拉克尔肖斯也拒绝解雇考克斯，所以他也被解雇了。最后，司法部的三等官员罗伯特·博克答应并“真的”解雇了考克斯。听到此事，所有记者都离开了阿特的聚会，忙着回去工作。

当晚发生的这些事件太具有戏剧性、太出乎意料了，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震惊。现在很难理解当时这一切是怎样迅速展开的。随着利昂·贾沃斯基接替考克斯担任特别检察官，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召开会议，考虑弹劾尼克松。最后，似乎是参议院里通过的诸多弹劾决议致使总统交出了考克斯之前坚持要他交出的那几盘录音带。

但是《邮报》依然受到抨击——而且这种抨击正变得越来越公开化。到了这时，热身运动已使我达到了坚强不屈的程度，这在前一年恐怕是无法做到的。我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斗士，我讨厌争斗，但在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也有能力去战斗。我更愿采取攻势而非礼貌性地防守，尤其是给那些写信来投诉我们报道的读者和其他人回信时。比方说，早先我可能对写信来投诉赫布洛克笔锋太犀利的读者抱以些许同情，在“水门事件”的后期，我却对那些抱怨赫布洛克对总统不公的人失去了耐性。我在回复一封言辞尖刻的来信时说：“很多人一直在以个人的名义强烈抨击我们的报道有偏见，可正是这些人在后来不得不面对真相时辞去了政府的职务。”1973年10月，我写信给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人，故意嘲讽地感谢他寄给我一张从迈阿密的报纸上复印下来的广告，广告暗指我们应该待在监狱里，我问他：“如果我们真是在夸大微小的过失，那么大部分白宫幕僚为什么还要被撤换？”

我甚至一度和克莱尔·布思·卢斯进行了一场幕后口水战。我敬佩她，但不赞同她极端保守的观点。她有时在讲话中夸大其辞。有一次，她在报纸发行人协会召开的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她之前写了一篇演讲稿，但总觉得不对劲，等到上床睡觉时还在琢磨。当晚，她说，她已故丈夫亨利·卢斯的灵魂来找她，让她说出“水门事件”的真相。于是她便抨击《邮报》的报道，还抨击《邮报》雇用总统的“仇人”。她的这次演讲过后，我对一个朋友说，菲尔·格雷厄姆有一天晚上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对她说：“去你的。”

12月28日，我正在邮报大楼外吃午餐——难得这样——与梅格和菲尔·盖林一起在一家意大利餐馆，突然接到了亚历山大·黑格的电话，他当时任白宫办公室主任。他是从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打来的，那里又称“西部白宫”，因为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度过。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那个安放着电话的黑暗狭窄的走廊里，我坐在楼梯上，迅速从钱包里抓出一小片纸，匆匆忙忙地在上面草草记录。

黑格生气地抱怨着两篇由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发表的头版文章。第一篇文章说，“坦诚行动”已经被终止，这个词曾被用来命名总统为自己申辩的企图；还说两名和总统关系最密切、一直支持总统的顾问不再信任总统了。第二篇文章说，总统的法律顾问团一直把白宫提交给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那些文件和证据提供给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律师团。黑格被惹怒了，他称这两篇文章是“卑鄙和不真实的”，还说第二篇是“东拼西凑剽窃来的”。

1974年1月底，我去克拉克·麦克雷戈家参加一场为新任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及其夫人举办的晚宴，此事很能说明麦克雷戈的地位，至少是当时的地位。还有一点也很有趣，那就是尽管福特先生是尼克松的新任副总统，福特夫妇却愿意和我共进晚餐。晚餐时我又坐在了黑格旁边，随着白宫每次被揭露出一个新的惊人事实，他似乎对我越来越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