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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梁思成[详细]
作为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并没有把他理想的全部托付给后代,他对子女的寄望,是文化的传承人,未来的建设者,他不曾预见他的孩子们将要走过的人生之路。1925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从国内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善本《营造法式》。梁启超在所附的信中评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
才貌双全、活泼开朗的林徽因,是学者文人众星捧月的对象,他们夫妻二人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4号院的家是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龙所在地,号称“太太客厅”,那里曾云集了一批中国知识文化界精英,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胡适、沈从文、 箫乾等经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谈天下事。
1939年冬天,一家人辗转来到昆明市郊的龙头村,梁思成在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1940年冬他们与中国营造社迁往四川李庄,这是一个非常偏僻贫困的小镇,不通电,不通车,全镇没有一家医院。林徽因此前已经得了肺结核,一到李庄就发作病倒了,梁思成只好自己给林徽因打针,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
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实地测绘调研中国古代建筑,并对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学奠定了基础。梁思成强调说:“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在这一时期,学社经费匮乏,学社成员生活极度艰辛。梁思成仍强忍着病痛,坚持实地考察,并完成《中国建筑史》等重要文稿的写作。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苏联城市规划专家也在邀请之列,在城楼上提出应开始对北京城进行改造,周恩来也在城楼上向梁思成提出改建天安门广场的设想。梁思成隐隐感到了这个城市即将发生的变化,他立即和英国归来的年轻建筑师陈占祥一起做了一个城市规划方案,即著名的“梁陈方案”。
1953年5月4日,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