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系列论点可用以反对在中国实行竞选民主制。民主制的讽刺意味在于它可能因选举而告消亡。在历史上，民主制曾多次失败，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法国以及20世纪在德国都发生过这样的事。今天，第三世界的多数民主制国家都局势不稳，往往因军事政变或其他形式的独裁政权而崩溃。这里的悖论是，法治本来是要抑制和平衡政府的权力，可是民主制崩溃时，法治也会受到威胁。法治若无权力偕行是起不了法治作用的。当法律和秩序不复存在时(例如现在的伊拉克情形)，那么诸如限制选举出来的政府的权力，要求有一定的多数票才能修改宪法，利用简单多数制来延缓新政党的强大，规定一个党要得到较高比例的选票才能进入议会，如此等等一些规定就都是毫无意义的。

选举制合法性只有短短几百年历史，只给世界上较少的国家和民众提供了自由民主制，可是有些人，即普遍论者，却声称它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优越于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德能制合法性。按照这些普遍论者的看法，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非选举制和非自由制国家”(“不自由的国家”)，“选举制但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自由制的国家”(“部分自由的国家”)以及“自由制国家”(“自由国家”)。据“自由之家”2006年报告，有120个国家即64%的国家享有选举制合法性；其中只有89个国家即46%的国家是“自由制国家”(其人口恰好也占世界人口46%)；45个国家即24%的国家是“非选举制和非自由制国家”；103个国家即54%的国家是非自由制国家。在5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当中，有31个即53%是非自由制国家。过去30年来都是如此的百分比。换句话说，尽管选举民主制被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了胜利，可是在那些“选举制但不是自由制的国家”内选举制合法性却没有能够提供一个有秩序的“自由的”社会。而另一方面，中国尽管被列为“非选举制和非自由制国家”，却享有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和经济繁荣。

与选举制局部合法性的问题比较起来，滥用选举制合法性的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国家中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盲目的选举制合法性信念在设计一套选举程序来控制政府上过高估计了人的美德，却又对钻制度空子的毛病估计不足。对个人自由的最严重威胁之所以可能来自代议民主制，就是因为当选的领导人往往生活在膨胀的道义幻想之中，相信绝对的选举制合法性，这就使他们沦于一种退化的状态，自我放纵，以为自己至高无上。

乔治·W·布什就是整个民主制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他的所作所为表明，当某种激进的“新保守”意识形态得到民主制度设计的支持时，国家会多么轻易地被置于险境。对于总统的宣战权力，在美国宪法中并未规定出任何机制加以限制或控制。应由国会宣战的要求没有得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美国没有联邦召回制，没有联邦公民提案，没有联邦全民公决。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共有人员约400万名(包括100万现役军人)，其中须由总统任命的官员达6000多名。在这些任命中，惠顾恩赐已成常规。

联邦的立法受到游说集团的不当影响。这些说客是受雇于军工综合体之类的财团。由于缺乏像现代公司预算控制那样的机制，政府的赤字开支从体制上看就是失控的。与此同时，布什总统又轻易地滥用权力一而再地为那些超级富豪减税。国家处于交战之中，国债呈火箭式上升。私人负债也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卡特林娜飓风之类的灾害落入政府的盲区。布什政府仍然没有看到，恐怖分子用不着真正发动恐怖袭击，只是散布恐怖气氛，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在布什总统离任前或离任后再来一次恐怖袭击的威胁，像一把剑悬在每个美国人头顶之上。美国兵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接近于每月100人，战争的代价已不能单用美元来衡量。而布什政府仍然幻想一种“一插就灵”的民主制尽管没有法治也可以在伊拉克生效，或者再多派去一些美国兵就可以使这种军事解决办法比政治文化解决办法更有效果。

凡此种种只能让人琢磨：美国究竟是怎么搞的，竟会在新的千年之初陷进这一团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