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集竞选资金的最标准方式就是让每一位应邀赴宴的人都捐上一笔钱的募捐宴会，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时的筹资主管马修·麦克洛基发明的好办法。现今竞选联邦职位的候选人募捐宴会的每一席位捐款通常已达到2000美元的法定限额。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竞选总统时又进了一步，用闭路电视把22场宴会连接起来，他发表一次演讲，准备几千盘填馅鸡胸脯，就募集到了460万美元。现在，据两党谋士估计，2008年两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各自都得花费5亿美元左右，远远超过正式的“总统竞选基金”所能提供的金额。为了竞选这个任期四年的总统一职，人们就得忙乎两年多，花费总共1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大致上说来，竞选参议员的费用约为竞选众议员的10倍，而竞选总统的费用约为竞选参议员的70倍。

竞选费用昂贵，即使参选时准备输掉，也得花费大量的钱。美国一名参议员和一名市长当选所花的钱，就多于英国全体下院议员竞选费用的总和。政治竞选现在成了媒体的摇钱树。政界内幕人士和捐款人往往是根据候选人筹资能力的高低来评估其当选可能性。若不能早早筹集到足够资金，在竞选后期就会遇到困难，因为捐款的人不愿把钱捐给他们觉得会输的人，而这一感觉的根据往往就是该候选人筹资方面的表现。竞选公职成了为公职而筹资，政治与筹资成为同一游戏的阴与阳这两面。筹资不易使得一些人不敢参与竞选，造成了“兼职议员，全职筹资”的现象，有才干的人无缘于公职，富豪得意，议员为钱而腐败，公民无心参选和投票。

在多数其他民主国家，选民投票率可达70%以上。在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为50%上下，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率约为33%，初选投票率往往仅20%。20世纪50年代起，总统选举时的投票率曾经在60%左右。1996年，它降到了50%以下。由于伊拉克战争，选民投票率又回升到60%的水平，类似于越南战争时期的1968年的情形。

研究资料表明，投票率低的原因可能在于失望、冷漠或满足现状。但选举时的投票也是一种存在着“搭便车”问题的集体行动。一个选民可以依靠别的选民或政治评论员的指点，就作出自己的选择，而并未努力去了解情况。促使一个选民认真投票的因素包括：对选举结果的作用力；自己喜欢的党或候选人若得胜当选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难以决断的复杂情况；需要付出的代价；从投票得到的个人满足(尽社会义务，表达对党的忠诚，表现党派热情或偏好，自我感觉政治重要性，自娱自乐，随大流，避免不投票的后悔)。

美国政治史表明，当年宪法生效时，党派政治并没有与民主制偕行而来。后来，当政治家们有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联邦主义，反联邦主义，地域观念，是保留还是废除奴隶制度)而发生权力斗争时，才开始形成政党。有了党派之分，总统选举团就变成了统计选票的工具，而违背了当初制宪人的意旨。政党可能并不真正代表民众利益。多党竞选是权力之争的产物，并非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抑制政府权力的机制。较好的抑制和平衡机制是政府三权分立。权力可能由多党竞争，也可能由一党主导(例如19世纪初的民主共和党)，政党制度如何演化，官员是选举产生还是选拔任命(如联邦法官)，这全是特定时代历史条件的结果。

美国民主制是建立在共和理想的基础之上。制宪元勋们当初的想法是要抑制直接选举制，而不是要发扬它。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倾向于精英统治，有限选举权，关注各州的权利，关心物权(包括作为财产的奴隶)，害怕下层民众，而不是倾向于让政府依赖民众意志。

220年来，按平等自由标准衡量，美国越来越民主了，但它的结构在世界各自由民主制国家当中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例如，总统仍然由各州选出的总统选举团选举，而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每一州的总统选举团人数等于该州众议员和参议员人数之和。1989年的直接选举提案在众议院获得83%赞成票，但在参议院却未能从辩论阶段转入表决阶段，因为需要获得60票赞成才能付诸表决。其实，即便是它进入了表决阶段，它大概也不会获得通过，因为宪法修正案需要在参议院得到2/3的赞成才能通过。由于类似的原因，已有好几百项提案都是寿终于参议院。每一个州不论人口多少都只能有两名参议员，因此，有一半人口选出参议员共82名，而另一半人口选出的参议员只有18名。不论什么提案，若是有可能削弱小的州在总统选举及其他问题上的影响力，代表小州的参议员自然都有理由将它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