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多数制的问题有着更深的制度上的根源。詹姆斯·布坎南指出：“市场竞争和政治竞争也有着明显的和重要的区别。市场竞争是持续不断的，每一次采购都可以在彼此竞争的几家商号之间进行选择。政治竞争则是断断续续的，一次选择要管两年、四年或六年。市场竞争可以允许若干竞争者同时存在，即使有一家占领了市场的大部分，仍然会有少数顾客会光顾自己喜欢的卖家。政治竞争则是非胜即败，一家赢了就独霸这市场若干年。在市场竞争中，买方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知道他采购回来的是什么东西。政治竞争则并非如此，在这里，选民作为顾客可以说是购买一个代理人的服务，可是他并不能约束这个代理人遵照合同办事，相反，是被迫授予这个代理人相机行事的广泛权利。政治家不同于私营店主，选民是无法让他们负责履行诺言的。”

这里谈选举制的局部合法性，并不是为了拥抱或推崇世故和怀疑。事实上，这只是为了揭露那些普遍论者的“理性的偏见”，是他们不顾文化背景而一味鼓吹选举制合法性而贬低德能制合法性。没有理论上的确定性能确保制度层面上的正义，同样，没有理论上的确定性能确保一种选举制度能确立选举制合法性。对于可取的选举制度，通常有八条标准，而简单多数制仅局部符合其中的四条，即多数标准，单调标准，连贯标准和参与标准，但却不符合孔多塞(Condorcet)标准，孔多塞输家标准，无离题方案原则，无跑龙套候选人原则。其他选举制度也可能有类似的问题。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表明，当存在两种以上可供选择的方案时，没有一种投票方式能符合一整套标准(包括独裁标准)。因此，所谓“竞选民主制是表达民意的唯一方式”只是再大不过的幻想。

由于选举中存在种种问题，有人指出选举最多只是在“法治”之下居次要地位，而“法治”历史悠久得多，也更加重要。“法治”是反对独断专行的原则，即政府必须按照既定程序制定和实施的公开的成文法律行使其权力。香港在1997年之前常常被当做一个法治的榜样，当时统治香港的港英政府并不是选举产生的，但法律体制完备，做到了自由而又开放。

主张法治的论点包括：

·实行法治和政府分权，这并不含有内在的民主制含义；

·法律自由完全可以没有民主自由而存在，而个人自由与民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

·个人自由的目的是抑制国家对个人的权力，而政治自由的目的则是让国家有权行使这一权力；

·非自由主义法律体系能比自由民主制国家中的法律体系更好地遵守法治的要求；

·对个人自由的最严重威胁事实上是来自代议民主制；

·民主制不能减少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可能导致法治的衰落；

·法治在功能上起的作用是抑制人民民主的扩张；

·最重要的是，法治在没有民主制的情况下仍可存在，而民主制若无法治就根本无法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