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切可能性分化西方集团，争取中立国。1955年，在苏联的积极促进下，达成了对奥地利和约，苏联军队同时撤出奥地利。同年又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在对奥和约问题上向西方作了很大让步，不再坚持奥地利和德国问题一揽子解决的方案。1956年4月，赫鲁晓夫与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访问英国，两国联合宣言表示愿意为和平共同努力。1956年1月26日，苏联与芬兰签订赫尔辛基议定书，将波卡拉半岛及地区财产移交给芬兰，这是归还二战期间占领的西方国家领i的少见事例。苏联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然没有白费，西欧国家不仅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来谋．求经济自主，政治军事独立倾向也有所发展（例如在法国），而且“尤其使美国感到恼火的是，西欧，特别是西德，法国和意大利，把价值约10亿美元的战略物资装备运到了苏联”。改善与东欧各国的关系。1953年6月，苏南两国即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1955年5月赫鲁晓夫率领党政代表团访南，6月初双方共同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强调了互相尊重，互不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的原则。1956年6月20日铁托回访时，双方再度发表联合声明：“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强迫对方接受它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象的见解的任何倾向”。在同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关于与社会主义各国关系的宣言中再次重申了这些原则。这无疑给当时社会主义各国、各党之间的关系中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1956午12月到1957年5月，苏联与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签订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有了改进。1995年5月，苏联还将早已商定但迟迟没有实施的事情付诸实行，如从中国旅顺口军港撤出全部苏军。对不发达国家迅速开展多种形式的援助。1955年，苏联与埃及和叙利亚签订了经援与军援协定。1955年11—12月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了印度、缅甸及阿富汗，与三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答应给予巨额经济援助。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联捍卫了埃及的利益，在不发达国家中形成了一定影响。1957年苏联和伊朗在莫斯科签订了边界条约，表明苏联愿与毗邻的弱小国家建立睦邻关系的立场。国内政策也有较大幅度的变化。1955年8月12白，苏联政府在美英法对苏提出的裁军建议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回答前，宣布单方面裁军。1955年至1960年，苏联军队人数从576．3万人裁减到362．3万人。美国记者斯特朗也曾以赞赏的口吻写道：苏联“沉着地把几个坦克制造厂改装成拖拉机制造厂，……并且第六次削减了消费品价格”。

1959年初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进一步肯定和阐述了新的对外战略。然而，在50年代下半期，虽然苏共在理论上和策略上基本完成了对斯大林对外战略的修正，提出了“三和”作为新的对外战略的理论纲领，从而形成了“和平渗透战略”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但这种战略转变，在50年代结束时，还没有全部完成。本文同意将赫鲁晓夫对外战略称之为“和平渗透战略”，但应该指出，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以1962年10月导弹危机为标志划分的前后两个阶段；新战略的实施情况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这样才能说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战略转变的全貌。

倡导以谈判与协商来解决一切国际冲突的苏联，在下列事件中频繁使用了武力威胁或切实动用了军队，1956年11月，苏联政府以火箭攻击相威胁，警告英法中止在·埃及的军事行动，1957年10月，比约成员国土耳其与叙利亚关系紧张时，1958年8月至9月间金门海峡危机时期，苏联都曾扬言要动用核武器；1958年11月，苏联准备以武力封锁西柏林来压迫美国同意举行首脑会谈；1961年8月，苏联又与美国因封锁西柏林发生武装对峙。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形成了新的军事战略，即认为核武器将贬低甚至取代一切传统的常规武器，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物质力量的火箭核战略。苏联首先掌握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第一枚洲际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等情况，使他们在50年代下半期一直认为其军事实力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这些都成了在大力提倡国际缓和时期频繁进行威胁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期，在军事技术方面，苏联确实稍微领先了一步，这是苏联采用核武器的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

1953年9月，苏联宣布掌握了氢弹，此后7个月，美国于1954年3月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1957年8月26日，塔斯社宣布苏联洲际导弹试验成功，5个月后的1958年1月10日，美国才宣布掌握洲际导弹；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近四个月后的1958年1月31日，美国才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甚至在60年代初，在宇航技术方面仍然如此；1961年4月，苏联发射了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东方一号”，飞行—个半小时，同年5月，美国发射了自己的第一个载人飞船，只飞行了15分钟，1961年8月，苏联发射了“东方二号”载人飞船，绕地球航行了1？周，1962年2月美国发射的“友谊七号”载人飞船，只航行了3周。赫鲁晓夫当时对此颇为得意。在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他说：“十分明显，苏联既然能把火箭发射到几十万公里的宇宙空间，也就能把强大的火箭百发百中地发射到地球上的任何一点”。“现在”，是“我们在发展火箭技术方面占优势的时候”。在1960年1月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再次表达了他对苏联核力量踌躇满志的心理。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初，美国利用U一2高空侦察机，成功地进行了几次间谍飞行，

对苏联的战略核武器的部薯进行全面侦察，拍卞了大量间谍照片。U一2事件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很快还获悉，苏联在数月前即发现美国侦察机的飞行，但由于其高度而束手无策。这些情况使西方迅速改变了由于苏联在战略核力量上的夸口所得出的如下估计：“美国不仅目前在军事上落后于苏联，而且在以后的10年或20年中也将继续落后”。在重新估计了苏联的核能力后，1961年秋美国国防部公开宣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导弹差距’，美国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战略优势”。这种局面的两个关键原因在于，暂时处于微弱劣势的美国利用自己的雄厚经济实力急起直追，而苏联则希望在解决了火箭的固体燃料问题以代替第一代液体燃料之后，再成批生产洲际导弹。同时，苏联在导弹制导技术方面也落后于美国。

U一2事件之后，1961年8月至10月在柏林的武力对峙也毫无结果，使苏联领导人在西方的强硬态度和重新估价核格局的舆论中认识到自己的相对实力。此时，苏联对外战略中军事战略的某些原则也开始出现变化。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认为，当时苏联在“发展火箭技术方面占优势”，这是苏联“能够击退任何敌人的任何侵略”的保证。在1961年了月，他的看法则有所改变，他把战略均等作为新原则，认为“相等的军事力量”是国际政治事务中谋求“相等的权利与机会”的军事基础。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说：美国总统不久前讲，“我们是势均力敌，就算同意他的说法，以战争相威胁也是显然不明智的”。并且提出了“人民是争取和平的决定性力量”的新口号。承认均势实际上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核劣势。

在古巴设置中程导弹是苏联弥补自己战略核力量，寻求核均势的重要措施。运往古巴的中程导弹发射架大约有40件，由于地理位置的变化，对美国来说，它们相当于设置在苏联本土上的洲际导弹。1963年1月19日，赫鲁晓夫在民主德国强调说，苏联撤走在古巴导弹后，美国仍处在80枚至120枚其它导弹射程内。这表明当时苏联拥有的洲际导弹数量。因而，古巴行动如果成功，实际上使苏联的战略核力量提高了31％到50％。古巴行动暴露后，苏联的退却清楚不过地暴露了苏联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劣势。根据美国总统向国会提出的1962年初到1963年6月的军事预算，美国要在这段时间内使自己的各种洲际导弹达到800枚。此后，苏联的武力威胁手段基本消声匿迹。

可以认为，赫鲁晓夫时期的两种军事态势都是建立在火箭核战略同一军事战略基础上的。导弹危机前的炫耀武力和军事威胁是基于自己火箭核力量处于优势的估计，而导弹危机后谋求战略均势的守势，则是在认识到自己的核力量的劣势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此外，国内经济情况的不妙（1962年和1963年两年工业增长率不到3％，1963年农业又大欠收），国内要求进一步发展消费工业的压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化，都成了促使赫鲁晓夫全面奉行和平渗透战略的附加因素。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签署了《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同时，苏联更加起劲地提出普遍裁军，削减军费的建议，积极开展与西欧国家（例如法国和西德）的对话。至此，以缓和为特征的和平渗透战略才被全面贯彻。赫鲁晓夫在1964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清楚地指出了其战略口的：“为保证社会主义力量最终占胜资本主义力量，为了在和平竞赛中赢得胜利，和平是不可缺少的”。

应该指出，就苏美当时的实力对比和国际政治军事格局来说，苏联的和平渗透战略，保护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对西方各国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为口号煽动扩军备战浪潮，在舆论上策略上处于主动，因而多少对其形成了一些遏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解决或部分解决了战后遗留下的一些问题，基本上奠定了后来苏联在欧洲奉行“缓和战略”的理论和策略原则，为后来签定欧洲集体安全条约，解决德国问题创造了条件。

同样也应该指出，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战略的某些方面，也无疑在国际政治中起了消极作用：过分夸大了国际事务中几个大国的作用，过分夸大苏联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以我为中心，以我划线，过分夸大两个阵营的矛盾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主导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贬低和低估了不发达国家、不结盟国家所起的积极作用；过分夸大局部战争转化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对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持一定程度的不支持态度，领导地位所造成的老子党积习和新癖，使这时期的苏共领导未能真正对其他执政党的内外政策奉行不干涉不攻击的原则。

战后几十年来，特别是70年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既不可能用外来力量消灭，又不可能在军备竞赛中垮台，对战略优势的无休止的争夺，不但浪费和滥用了大量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使世界处于经常的动荡不安，和平受到威胁的状态中，这促使我们在今天认真思考和平战略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