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战略没有适应下列变化了的新情况；1）资本主义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体系，它们彼此间战争的可能性，因担心社会主义阵营坐收渔利，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而大为减低。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日趋增长，也使两个阵营间战争的可能性受到抑制。2）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为反苏反社会主义阵营而联合起来。当它们竭力阻挡苏联实现自己的政治军事意图时，不再象战前那样被自己内部矛盾所牵制，使苏联有可能直接迅速地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如1939一1940年苏联在东欧建立安全带的计划)。3）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提高，尤其是执政的各国共产党要求平等自治的愿望，成了各党之间关系的新因素。4）帝国主义阵营在大战中被削弱，使很多不发达国家迅速摆脱殖民枷锁，成了…。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因而大战结束后，苏联对外战略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果(例如，军事技术和国防力量迅速发展，使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在东欧形成了较为巩固的与西方对峙的新阵营，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由东欧一隅扩及到欧亚两个大陆，并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仍然很快在一些领域内陷入不利状态和僵局：

（一）苏联国民经济继续处于严重的比例失调，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加剧：“1952年的工业产量将为1940年的2．3倍”，而“消费品工业……1952年的产量大约将比1940年增长百60％”。

（二）在东欧各国实行高压政策，以解放者恩人自居，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1948年开始的反南共联盟及在各国党内肃清铁托分子的运动，不但削弱了阵营的团结，造成了巴尔干半岛局势的紧张，而且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更多地依靠西方援助。如仅在1950年，美国即多次向南提供实物和贷款援助，而且力图把南斯拉夫拉入西方集团，这也使苏联得不偿失。

（三）边界领土渗透和在异国建立军事基地，损害了有关国家的利益，使他们采取了敌视苏联的政策。如1952年土耳其与希腊一起加入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四）对西欧的僵硬政策，不仅无助于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而且看来也没有得到西欧各国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从战争结束到1953年，只有意大利共产党的人数有所增加，“在英国，共产党员的人数从4．5万人下降到3．3万人，并且失去了在众议院仅有的两个席位。在法国，从1947年的90．7万人下降到1953年的50．6万人。在丹麦，党只人数从4。5万人跌落到1．6万人。在挪威从4万人下降到7千人，在西德从20万人下降到7．5万人，并且在荷兰，瑞典和瑞士下降了一半”。5西欧各国政府更加依赖美国，并在1949年成立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五）由于对战后新独立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估计偏低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它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同情和支持也远远不够。客观上使美国拉拢这些国家，拼凑反共体系更加容易得手。如1950年10月的《美泰（国）军事协定》，1951年8月的《美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同年9月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安全条约》，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954年9月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虽然这个条约没有发挥什么作用），1955年9月又在西亚建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使苏联在不发达国家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

从40年代的最后一年开始，苏联对外政策出现了一些新内容。1949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发起了和平宣传运动。1952年9月，苏联政府提出有关德国问题的新建议，修改了原有的一些条件。但这只是以往战略造成的不利后果面前的一种策略变化。1952年9月，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中，仍然强调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过了15到20年的功夫”，又开始了新的战争。这与1946年的演讲中要人民为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加紧发展军事工业的提法是相呼应的。马林科夫在一个月后召开的苏共第十九大上所做的报告，仍然多次把英法与美国联系在一起，指责它们“竟然彻头彻尾地与美帝国主义串通一气”。然而，上述在僵持关系中寻求松动的新方针，肯定给斯大林的后继者提供了启示，使他们看到了对苏联对外战略进行调整的可能途径。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外战略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原则开始逐步改变和修正，这种变化成为50年代中末期新战略开始形成的思想理论因素。

1954年3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在日前国际形势中，没有任何争端是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同年4月，他又谈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既然存在着两种制度，那就必须加强它们之间的事务联系，而不应该挑起互相间的敌视和仇恨”。1955午2月，赫鲁晓夫在接见一批美国记者时谈到：“改变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力量是会有的，健康的理智是会占优势的”。

国际事务中的一些新格局直接促进了新理论和策略方针的提出：苏联对外关系中的现时状态给苏联带来的损失；1953午朝鲜停战和1954午法国从越南撤军，使人们看到了由于各自力量的消长，东西方集团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表明国际政治舞台出现了两大阵营以外的第三支力量。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战后苏共对外战略理论观点的变化得到了集中的扼要的表述：

（一）“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导致战争爆发的两个国际条件都已“不复存在”：（1）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2）对战争不感兴趣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都是软弱的，组织得不好的，因而不能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目前，情况已根本改变，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反对战争的各国人民也在“今天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这是对斯大林“战争不可避免论”的最大修正。

（二)两个阵营间的和平条约和协议对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强调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缔结这样的条约将有助于消除国际关系中现存的猜疑和不信任，并且有助于促进国际局势的正常化”。“在若干重大国际问题上，大国立场有可能接近”。这与以往两个阵营矛盾不可调和的观点是不同的。

（三）“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共处，主张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我们确信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

（四）承认广大不发达国家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的巨大国际力量，能够给予帝国主义战争势力以“有力打击”。

(五)在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平等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特点是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完全独立自主”。

（六）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现在“已经不需要象苏联从前那样发展重工业的一切部门，苏联过去之所以要那样做，因为它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这就有可能腾出大量的资金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七）战争观念出现变化。同意“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的观点。在这些理论原则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不同以往的苏联对外战略的新政策和新策略：以“战争可以避免”论和“和平共处”论为理论纲领，重点立足于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国际环境，用和平运动，和平渗透方式扩大苏联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变立足于战争为立足于建设，利用最高首脑会晤，探讨各大国、各集团之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点，利用北约集团内部可以利用的矛盾，分而对之，以积极对话来谋取苏联对外战略的进展，变少接触为多会谈；调整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的关系，变高压政策为允许一定程度的各存己见；逐步开始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希望更多地介入亚非事务，成为两大洲不发达国家的带头人，变不重视为积极介入。为贯彻这个新的对外战略原则，苏联主要采取了下列行动。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采取缓和矛盾的政策。1955年5月，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申请加入北约被拒绝后，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同时宣布愿意接纳任何国家加入，并再次倡议建立欧洲集体安全条约。1955午7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苏美英法四大国首脑会议，是1945年波茨坦会谈后十年来第一次最高级会晤，也是赫鲁晓夫“首脑会晤外交”的发展，虽无重要建树，但开始了战后与西方大国的真正对话。苏联还多次呼吁裁军，限制核武器，在国际舆论上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