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清政府的许多封疆大吏就已经意识到近代海军的重要性。但当时只不过是一些零星的活动，还未形成一种风气。1861年曾国藩通过赫德向英国购买了一批轮船。1867年12月(同治六年)，李鸿章在湖广总督任上时就提出了在中国北洋、中洋和南洋建立一支守边御敌的近代海军的规划。并认为如果沿海能建成这样三支舰队，则“藩篱之事成，主客之形异，而海氛不能纵横弛突矣”。在日军侵台之前，清政府海防力量已有一定的基础。江南制造局所造和南洋所有的轮船共有八艘，其中有五艘是自造，三艘是购置的外国旧船。福建水师在左宗棠的主持下，共有船18艘，共有17000吨，水兵人数1600，炮84门，已初具一定的规模。这些轮船技术落后，毕竟表明清朝海军朝近代化开始迈了一步。而同期日本海军的情况是：明治五年(1872年)建海军省，当时军舰总共只有14艘，主要是从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且大多是自造的，技术比较落后，总计吨位仅有18332吨。论海军实力，日本显然不能与中国相比。但是，就漫长的海岸线而言，中国当时仅有的海军力量形同虚设，显然是不敷使用的。日本侵略台湾及其后的一系列侵略扩张活动所造成的海疆形势紧张，使清政府将筹建海军事宜提上了议事日程。筹建海军是以日本为假想敌国的。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清政府在沿海沿江督、抚、大臣和朝臣之间发动了一次海防大讨论，普遍认为筹建海防成为当务之急。薛福成在1879年所说，日本的侵略活动，“数年之中，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今其兵船且游历至福建，隐有耀武之意”，“知其志必不仅在朝鲜、琉球也”。这应当是这时人中比较普遍的感觉。总理衙门在1875年回顾发动海防讨论的原因时就说：“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论。”1879年末又因日本的连续侵略活动，而进一步说：“迹其狡然思逞之意，无非事事效法西人，恃其船坚炮利，遂以诈力而怀叵测？？是海防一日不办，既不足以伐敌谋，即于球案亦恐无了期”。清流派主将张佩纶的话则表达了统治阶级中相当多的人的心情。他说：“道、咸以来，天下有大患四，曰粤、捻、回、洋？？今为患者独一洋务耳，而东洋之患，且更逼于西洋。”总之，清廷筹建海军的目的“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根据讨论的结果，清政府决定大办海防，筹建北、东、南三洋外海水师。由于经费等诸多条件的限制，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决定先设北洋一军，俟力渐充，再行展扩。随即任命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新授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分别为督办北、南洋海防事宜大臣。清政府经过近20年(1875-1894)的惨淡经营，已基本完成海军建设的蓝图。在甲午战争前，已建立了包括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海军在内的三支海军舰队。其中，北洋水师的实力最为雄厚。北洋水师舰队共有铁甲舰二、巡防舰八、蚊船炮六、鱼雷舰六、练习舰二、辅助船四。这二十八艘舰艇中，除七艘自制外，其余的二十一艘都是购自外国。购自德国的有定远、镇远、济远及六艘鱼雷舰共九艘，致远、靖远等十二艘购自英国。北洋水师的实力和日本差不多。所有这些舰队共花经费69208千两白银(折合106580千元)，总体上比同期日本的海军经费要稍胜一筹(日本为97000千元)。1886年8月，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等四艘军舰访问长崎，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极大关注。战前西方列强对中日海军力量进行了评估，认为一旦中日开战，中国海军有七成胜算。显然，经过十数年的“同光中兴”，连西方列强也不识清政府这个庞然大物的庐山真面目，过高估计了它的军事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说明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西方列强的眼里，清政府的海军力量确实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威慑力，中国在东亚尤其朝鲜问题上具有日本无法比拟的发言权。

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态度仍然十分软弱，不想同日本发生冲突，但为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国际地位，毕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阻遏日本的侵略野心，这固然与朝鲜的重要地理位置有关，也因为清政府已逐渐建立了近代海军，这与处理日军侵台事件之时的态度不可同日而语。

四、天朝大国的虚荣心是决定清政府对日交涉态度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按照儒家的思想建立起了一整套“华夷之辨”的统治秩序，用恩威并施的方法怀柔周边的少数民族及一些小国，在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这种藩属制度非常稳固。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领土的丧失和主权逐渐的沦陷，中国的这种藩属制度开始解体。西方列强不仅加紧对中国蚕食鲸吞，而且觊觎中国周边一直与中国有着传统册封关系的属国。出于保障中国国防安全的需要，也为了满足大国虚荣心的需要，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又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越来越多地卷入了同西方列强关于藩属的交涉之中。

清政府同藩属国之间的宗藩关系是名义上的，藩国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权利，宗主国不加干涉。琉球和朝鲜都奉中国正朔，并受册封，定期向中国朝贡，进献方物，中国朝廷赏赐以相应的物品，类似换货贸易。有的学者根据朝贡次数的分析，认为藩国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前半期对清帝国的朝贡已失去旧时的性质而变成另一种东西，即已不再是藩属国首脑仰慕“中华帝国”皇帝的“德化”而致敬的表现，相反却是通商牟利的手段。清朝对琉球和朝鲜也并未进行过政治统治。琉球自成一国，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东侵时，于1855-1859年间曾与美、法、荷三国签订过通商条约。朝鲜李氏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与中国形成藩属关系，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这种宗藩关系在长时期内只是名义和义务，朝鲜的政务由国王和其政府处理，宗主国并不干预其内政。
正是由于大国虚荣心的原因，清政府在与日本交涉琉球和朝鲜问题时，处于不能不为、但又无能为之的窘境。面对日本对琉球采取的一系列强制吞并行动和琉球国的呼吁，以及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和清朝的体面，清廷对日本的行动不得不有所回应。在清廷朝野发表对日意见时，李鸿章不同意驻日公使何如璋提出的强硬政策，认为琉球“徒以其恭顺二百余年，不忍弃诸化外，且此次委屈陈情，颇昭忠悃，若拒之过甚，转恐泰西诸国，谓我不能庇护属邦”，“遣兵舶，责问，及约琉球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作，转涉张皇”，“以威利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要何如璋利用万国公法同日本理论，“若言之不听，再由子峨(何如璋)授公法商会各国公使，申明大义，各国虽未必助我以抑日本，而日本人必虑各国生心，不至灭球国而占其地”。恭亲王奕訢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若竟弃之(琉球)而不覆庇，势必为日本所并，诚不足以宣圣朝绥远之恩，而慰荒服瞻依之愿”。1879年4月，日本将琉球废藩置县，正式吞并后，中日间为此紧张交涉划岛而治的折衷方案(即日本将琉球群岛南面的宫古、八重山群岛划归清朝管辖，复琉球国，作为补偿，清政府给予其最惠国待遇)。驻日公使黎庶昌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认为，只要日本同意复琉球为国，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朝贡、册封关系，“余可概推与日”。根据黎庶昌与日本的谈判情况，李在给总理衙门的意见中也认为：“琉球能复，尚氏照常封贡与中国，面似过得去。惟向称球王，今改县令，名实稍有未符，此尚无甚关要”。说明李鸿章基本赞成黎的意见。可见，清政府与日本交涉是从维护天朝大国的尊严的角度出发的。

清政府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也存在这种心态。日本明治维新后，很快加入了西方列强侵略朝鲜的行列。日本对朝鲜的战略地位觊觎已久。早在明朝后期，日本的权臣丰臣秀吉就发动过两次大规模的侵朝战争。明治三年(1870)，日本政府派佐田白茅赴朝通使，遭到朝鲜的拒绝，日本国内“征韩论”一时甚嚣尘上。1875年9月，日舰云阳号闯入朝鲜水域挑衅，与朝鲜守军发生冲突，制造“江华岛事件”。日本以此为借口大作文章，向清政府提出不过问朝鲜事务的无理要求。总理衙门认为，“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据此，日本认定朝鲜是一独立国，找到了规避清朝，直接对朝交涉的借口。显然，总理衙门说的是实情，就中国传统的藩属关系而言，主要是朝贡和礼节关系，并无政治统治的形式；同时也是害怕惹火烧身的推脱之辞。李鸿章不太同意总理衙门授日本侵略朝鲜以柄的说法，认为“永远两不过问，而使朝鲜失望，日本生心”，结果“似已薄待属国邻交，显示天下以不广”。因此对此“不可不预为筹及者也”。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扩张，清政府进一步强化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需要。在客观上，直接干预和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财政诸方面，是为阻止日、俄等国侵略中国，从自身安全的屏障位置考虑。在主观上，则是因为清政府在越南等属国的问题上，已经遇到了帝国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失去了“上国”的尊严决不愿这样的结局在朝鲜重演。因此，为自身的国际地位、世界威望计，为争保朝鲜，竭力控制这一属邦，不惜改变传统方式。清政府非常明白地表示无意改变朝鲜的现状，“无论郡县、监国，本不欲办，亦办不到”。“英之于缅，法之于越，倭之于球，皆自彼发难。中国多事之秋，兴灭继绝，力有未逮”，隐晦地说明其意在维护自己的国际尊严。清政府加强宗藩关系实质化，是近代国家关系复杂化、残酷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清政府与朝鲜政府必须密切关系，抵御外侮；另一方面清朝需要在国际社会显示强大，显示对朝鲜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满足“天朝大国”的虚荣心。清朝不甘心丢失朝鲜这一属邦，又须处处体现上国“字小”之恩，要保护属国，支持属国；同时又要求朝鲜事事体现属国“事大”之礼，防止朝鲜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