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琉球相比，朝鲜的战略地位则非常明显。朝鲜历来与中国的东北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朝鲜受到侵略，中国东北门户洞开，所有的屏障将会尽行撤除，清朝的“龙兴”之地---满洲乃至京畿地区将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明朝后期的“倭寇”侵略朝鲜，并以此为跳板侵略中国的历史让清朝的当权者还心有余悸。在《北京专条》的墨迹还未干的情况下，日本又开始染指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面对日本的压迫，李鸿章认为，“朝鲜久隶外藩，实为东三省屏蔽，与琉球孤悬海外者形势迥殊”，“我藩属之最亲切者莫如朝鲜”。对日本胁迫朝鲜通商，修改税则，李鸿章要求朝鲜“非先与美国订一妥善之约”，否则“朝鲜势难孤立”，而朝鲜与中国“休戚相关，亦不可不随事维持，多方调护，保兹属土，即以固我藩篱”。随着中国东南沿海的开放，以及东亚日本的迅速崛起，英、俄等国在东亚竞争的加剧，清政府对朝鲜重要性的认识从一开始就要比琉球深刻得多。

如果说清政府没有认识到琉球的战略地位，这是一个事实，但清政府多少对失去琉球所带来的危害性还是有所警惕的。清政府的决策者主要还是从琉球丧失的危害性会影响到朝鲜这一角度出发的。驻日公使何如璋在1875年5月致李鸿章函中警告说，“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如果琉球问题同日本妥协，台湾也危在旦夕，“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又何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台澎之间将一夕之安不可行”。主张与日本据理力争。李鸿章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失去琉球的危害性。他说：“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设(日本)得步进步，援例而及朝鲜，我岂终能默而耶？与其日后言之而毫无补救，似不若及今言之，或稍止侵凌”。或许结果“不至灭琉球而占其地，似较不言为少愈耳”。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也同意李鸿章的意见，认为“据理诘问为正办”，“使日本不致迁怒寻仇，别生枝节”。可以看出，尽量避免在琉球问题上同日本发生冲突，是清政府处理该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此不可能支持何如璋提出对付日本的“一为选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必争；一为据理力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的强硬策略。清政府之所以要过问一下琉球问题，其落脚点还是基于怎样保护台湾和朝鲜的屏藩地位，实质上并未真正意识到琉球的战略地位。

由于轻视琉球的战略地位，清政府在与日本的交涉过程中一直持敷衍消极态度，不愿开罪日本，使得日本得以完全吞并琉球。日本为实现其扩张政策，吞并琉球是其必然步骤。日本征台之役是由琉球漂流民引起的。当时的琉球是清朝的一个朝贡国，国王尚泰仍受清朝的册封，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其虽然也听从于日本萨摩藩的指示，处于中日“两属”的地位，但毕竟是一个拥有独立政治、军事、外交，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王国，而并非日本所有。由于清政府的妥协，这次冒险行动却使日本意外获得了三点好处：迫使清政府在《北京专条》中承认台湾人错杀琉球人乃是“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杀害”，日本出兵台湾“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由琉球而援例及朝鲜，为侵略朝鲜埋下了伏笔；窥破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软弱。日本遂更加胆壮，得寸进尺，肆无忌惮地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吞并琉球的严重步骤：改琉球国为日本的一个藩，任命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并列入日本的华族；1875年(光绪元年)，日本政府禁止琉球藩对清帝国两年一次的朝贡，以及清帝即位时的派遣庆贺使并接受册封的惯例；同年6月，规定琉球改用日本年号，遵从法律，并派遣学生至东京就读。由于清政府对琉球问题始终抱着消极态度，无所作为，更加纵容了日本吞并琉球的野心。日本遂于1879年改琉球为日本的冲绳县，正式将琉球吞并。

由于重视朝鲜战略的地位，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也更为主动、积极一些。早在1879年8月(光绪五年七月)，总理衙门为阻止日本侵略朝鲜，就积极提出了对策。指出“泰西各国欲与朝鲜通商”，而“日本、朝鲜积不相能，将来日本恃其诈力，逞志朝鲜，西洋各国群起而谋其后，皆在意料之中，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傥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李鸿章在给朝鲜大臣李元裕的信中更明白地指出：“今日之计，似宜以毒攻毒，以敌制之策。乘机决策，并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而且“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断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窥伺”。清政府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虽不高明，但也是万般无奈之中的一个可行的途径。《济物浦条约》签订后，表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政府内部要求对日采取强硬措施的呼声占了上风。张佩纶强调，日本的威胁比西欧的危险更为紧迫，必须迅速训练陆海军，征伐日本，以维持朝鲜作为清朝的藩属地位，并提出了《朝鲜善后六事》。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在朝鲜采取了强硬措施。1882年壬午兵变时，驻朝清军镇压了这次兵变，同时挫败了日军试图在朝鲜的武装行动的图谋，以军事力量显示了清朝在东亚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政变平息后，清政府在朝鲜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中朝宗藩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显紧密。壬午政变是清政府和日本在朝鲜较量的第一个回合。

朝鲜经过壬午政变、甲申事变等一系列变故之后，清政府越来越多地卷入朝鲜事务中，直接强化了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为妥善解决朝鲜问题，清政府提出了“防微杜渐”的“预为之计”。1890年，醇亲王奕儇、李鸿章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共同商议朝鲜政策，形成了“整顿事宜六条”。内容是：“一、精练水陆各军；二、东三省兴铁路；三、该国税司，由中国委派；四、该国派使，应守属国体制；五、阻止该国借外债；六、匡正该国秕政。”慈禧太后最后批准了整顿朝鲜事宜的六条政策，并说“前议六条，以整顿武备，兴办铁路为先。果能及时认真办理，则与后四条刚柔相济。现在固可消患未萌，将来亦觉缓急可恃”。整顿事宜六条，体现了清政府对朝宗藩关系由徒有虚名转变为实质化，体现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现实性和长远性。如果朝鲜一旦出现了“缓急”事故，清政府可以应付裕如。但是后来的情形并非清政府所预料的那样。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甲午农民起义，给日本提供了入侵朝鲜的借口，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冲突不可避免，终于兵戎相见，爆发了甲午战争。

日本侵略野心的膨胀是与清政府对琉球的消极态度相关联的。1874年日军侵台，实在是一次冒险行动。日本政府对这次行动带来的后果作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驻日公使何如璋通过几个月对日本社会的观察，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尚弱，内伏危机，“该国债逾两亿，因去年萨乱，民心不靖，复议减租，国用益绌”，“陆军常备额止三万二千人，海军止四千人，轮船止十五号，多朽败不可用者”。何氏的强硬主张还是从知己知彼的角度得出的较为客观的结论。也如日本驻天津领事竹添所说的，日本财政上有困难，不可能采取全面开战以威服清政府之上策；而只能采取虚张开战之势，不战而使清政府屈服，因为了经过“同治中兴”的清朝，军备“已非十年前之清国可比”，日本并不能稳操胜券。正是清政府对琉球的消极态度，纵容了其野心，进而使日本由琉球而及朝鲜，给后来的对日交涉带来了无穷隐患。

三、海军力量是决定清政府对日交涉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琉球位于东海，孤悬海外，在清政府缺少跨海远征的近代海军力量的前提下，决定了清政府对其鞭长莫及，宗藩关系徒有虚名。在近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残酷世界里，处理国际事务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否则，国际交涉只是徒费唇舌。对日本侵略琉球事件，清政府无力救援，只能空口与日本交涉和提出抗议，多少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可以说，近代海军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清政府对日交涉的发言权。千疮百孔的清政府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已习惯于逆来顺受，但对历史上曾是一个向中国称臣纳贡、被讥为“不值一喙”的“蕞尔小国”日本，竟然在效法泰西几年后也敢挑战清朝在东亚的权威，令清政府的许多封疆大吏难以容忍。增强海防力量几乎一时成为清政府内部的普遍共识。自然，扩建海军力量成为清政府对抗日军再度侵略这一主题中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