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9月第24卷第3期，作者：左世元，原题：《清政府对日交涉关于宗藩态度差别的原因探析---以琉球、朝鲜为中心》

近代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日本、朝鲜和琉球等国的区域范围。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东亚实际上建立了以中国清朝为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即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授予外交文书，承认其地位)，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推行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对东亚传统的秩序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先后吞并琉球、侵略朝鲜，打破了中国与琉球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为维护历史上固有的宗藩关系和国际地位，清政府对日本的一系列侵略行为作出了不同的回应，采取了迥异的措施。

一、明治维新前，中国与日本、朝鲜、琉球历史关系的追溯

中国、日本、朝鲜和琉球四国，地理相接，文化相通，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渊源。日本在中国官修史书中称为“倭”，最早见载于《后汉书·倭传》，并在建武中元二年，有“倭奴国奉贡朝贺”之事。以后，中日交往如缕不绝，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特别是从贞观四年至乾元元年(630-894年)264年的时间里，日本曾先后派遣十二次遣唐使到中国。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也深受中国唐朝的影响。明洪武四年(1372年)，足利义满统治的日本是向中国称臣纳贡国之一，17世纪初，日本的室町足利将军也曾接受明帝“日本国王”的册封。历史上中国与琉球国有着很深的渊源。琉球之名，最早见于《隋书·东夷传》，称为“琉球国”。以后历代史书中对此都有所记载。1372年(明洪武五年)，太祖朱元璋遣杨载出使琉球，琉王察度对明称臣，开始向中国朝贡，历受中国皇帝的册封。1663年，大清皇帝派遣的册封使到达琉球，国王尚贞被正式册封为“琉球国王”。朝鲜与中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深厚的传统友谊。自古以来，朝鲜历代国王一直将得到中国正统王朝的册封作为合法王权的依据。早在清兵入关前，在朝鲜执掌政权的李朝即同中国的中央政权明朝和东北的后金存在着贡属关系。明朝灭亡后，清朝取代了明朝的地位。

由于地缘关系，日本同朝鲜和琉球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日本与朝鲜隔海相望，两国人民很早就有往来。明朝末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曾先后发动了两次(1592-1593年和1597-1598年)侵略朝鲜的战争。1609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氏入侵琉球。1643年以后，琉球国一方面奉大清正朔守贡职于南藩，一方面又不得不臣服于日本，实际上处于中国和日本“两属”的境地。但琉球在形式上仍是一个受中国册封，拥有独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国家。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代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政权，极力推行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路线。1869年3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的诏书中说：“故今与百官诸侯誓，欲继述祖宗伟业，不问一生艰难辛苦，经营四方，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境，置国家于山岳之安全。”这就是对内要富国强兵，对外要开拓一条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的道路。

日本军国主义向外侵略扩张的主要矛头是针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征韩论者叫嚷夺取朝鲜半岛“实为皇国保全之基础，未来经营万国，谋求进取之基础”。对朝鲜如此，对中国也是如此，早在幕府后期就有人叫嚷要置根据地于亚欧大陆之上。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就说过，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齐，内有长发之忧，外被英法之侵，割地请和，天子蒙尘？？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亚东大陆之上”；因此，针对东亚的政治形势，日本决定趁火打劫，“故我之入手第一著，当以防外夷之攻略为上策；或助明末之遗臣，先取台湾福州两地，以去日本之外患”。由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最终目标是占领整个中国，与英法等西方列强争雄长，于是决定拿与中国有着传统宗藩关系，且与之相邻的琉球与朝鲜两个国家作文章，作为对外扩张的第一步。

二、朝鲜和琉球的战略地位是决定清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因素

琉球和朝鲜两者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战略地位。两者虽同为中国的藩属，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差异，决定了其战略地位的不同，影响了在清政府心目中的地位。

琉球国位于日本南端，东北与日本的九州相望，西南与中国的台湾相连，呈弓形分布在辽阔的东海海域。对于这样一个地瘠民贫，靠同清政府厚往薄来生存的东海小国，地大物博的清帝国当然不会放在眼里。而且，当时的日本也和中国一样处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命运，琉球的战略地位没有显现出来，清政府当然也无法认识到这一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觊觎中国领土，中国边疆危机接踵而至，清政府疲于应付，自顾不暇，当然遑及孤悬海外的琉球。日本崛起后，琉球的战略地位凸现出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决定首先拿中国的藩属琉球开刀，解决琉球的“两属”问题，将琉球纳入日本的领土范围，作为对外扩张的第一步。这是因为日本认识到琉球列岛对日本的军事重要性。1872年11月，日本外务省聘请的顾问前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就曾向日本政府献策道：日本要在东亚施展威权，就必须“南据澎湖台湾两岛”，并指出了琉球群岛在这方面用作基地的军事重要性。1877年7月，外务卿森有礼在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说：“伦敦出版的《东洋杂志》指出：‘琉球地势极为有利，占有此群岛，则在一旦有事之时，对大国极为方便，此点无待论述’；该文并论证说‘我英国若能得此群岛，置兵守备，作为太平洋中驻屯之地，则英国在东洋之地位不知因此又将前进多少’”。十分明显，如果琉球一旦为英国所据有，那么对日本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此，日本必须抢占先机，在英国之前占领琉球。

但是清朝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仍是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势对琉球群岛的战略地位作出评估的。1877年，当日本阻止琉球向清政府朝贡事件出现后，闽浙总督何憬、福建巡抚丁日昌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查前代所隶外藩，或因其山川险阻，足以拱卫樊篱，或因其物产丰富，足以依给赋税，是以招携怀远，不惜烦兵力以扩版图。今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兵塞扼要之地，无捍卫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很显然，作为清朝藩属的琉球，在清朝统治者心目中既不能“拱卫樊篱”，也不能“依给赋税”，更谈不上“捍卫边陲”，却引来了“邻邦衅端之忧”。琉球事件出现后，当时掌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琉球以黑字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关系并不密切，自我解嘲地说，日本并琉球“若春秋时卫人灭邢，莒人灭曾阝，以齐秦之强大不能过问，盖思欲恤邻救患，而地势足以阻之”，况且“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尚属可有可无”，因此“即使从此不贡不封，亦无关于国家之轻重，原可大度包之”。李氏的对琉球态度基本上代表了清廷的主要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