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一个“最好的四星营长”，史迪威对于训练这支部队，还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而且他对于当时中国军队提出的不少指责，对于中国高层军官的腐败作风提出的不满，也基本上都是事实。然而这是中国的社会形态所造成，事实上当时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即便到了今日也依然如故，如果要改变这一切，需要对于整个社会进行逐步的改变，绝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

不管如何，在史迪威的主导下，驻印军依靠丰富的给养，严格而科学的训练，同时广大官兵也由于身在异乡，因而有着一种共同的“打回祖国去”的愿望，因而其战斗力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政治将军

虽然史迪威拥有“戈登情节”，并努力实现其梦想，但是他却恰恰缺少戈登的魅力，当年李鸿章便曾认为戈登的言谈举止比他所惯的那些傲慢自大、令人生厌西洋人强过百倍，这恰恰正是史迪威最为欠缺的。史迪威性格孤傲，近乎偏执的嫉恶如仇，而且还带有根深蒂固的成见。由于在缅甸的失败，以及完全掌控中国军队的梦想无法实现，他愈发仇视蒋中正的为人与一切的作为，并将其鄙称为“花生米”；对于英国人，他也始终怀有敌意，因此根本无法与英国的东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蒙巴顿等英国将领相处；即便对于美国人，他不但与陈纳德势同水火，还就总统罗斯福的残疾，冠之以“橡皮腿”的雅号。拥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如果要主持一个由多方参加的大联盟，其结果可想而知。

而更为麻烦的，是史迪威在华十余年，对于中国军阀的内部争权夺利的一套，却被他所谙熟。他的身边还有诸如戴维斯、谢伟思等美国驻华大使馆中的政客为幕僚，而那些幕僚们又背景复杂，与多股势力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史迪威更作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代理人，完全控制了美援的分配大权。因此，他在缅甸扮演的是“四星营长”，而在缅甸以外，他所扮演的更是一名政治将军的角色。

由于史迪威用美国军官完全充当营长以上指挥官的企图没有得逞，此后其多次希望扩大他对中国军队实权的提议也都被蒋中正所否定，因此蒋中正成了他拥有所有中国军队控制权的最大障碍。这样史迪威此后更多的便是积极经营、扩大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首先，通过戴维斯、谢伟思等不断地开始对美国政府散布“中国政权即将垮台”企图通过这个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他掌握的美援支配权，更是成了他政治攻势的王牌。他动辄以冻结美援为要挟，还以分配美援物资的优先顺序，作为自己在中国内部拉帮结派的筹码；他开始从他喜欢的冯玉祥、李宗仁与白崇禧中，物色取代蒋中正，根据他副官多恩准将的回忆，他们甚至还得到过秘密指令，要安排一次暗杀来除掉蒋中正。遗憾的是，当时确实有不少将领与政客，开始设法与史迪威打交道，希望捞取一些美援的好处；更有人开始迎合史迪威，准备推翻蒋中正，梦想做美国所拥立的新政府领袖。至于仅就一些空话，有人便将其奉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忠实朋友”，那也未免太浅薄一些了。

马前卒

事实上，史迪威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马前卒，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并非他一介武夫所能驾驭，而是多股势力博弈的结果。正如梁敬錞先生所言：“史迪威之使命，自系悲剧，然史迪威在此悲剧中，犹非主角，主角乃马歇尔。因史迪威所执行者，皆马歇尔之政策也。”美国当时在全世界所采取的总战略，为“德国优先”，然而美国参战的直接理由却是日军对珍珠港的偷袭。战争初期为了向美国国民交待，必须造就打击日本的姿态，当时中国则是其美国需要拉拢的对象。而一旦太平洋的态势发生转变，美国的战略重心当然会按照其既定路线转到欧洲，这样中国获得的物资比重自然就下降了。而除了美国以外，还有一股势力介入其中，苏联在其国内战局紧张之时，则希望中国军队缠住日军，以避免其腹背守敌。而到了1943年5月苏德战线安定之后，便发出了“采取积极攻击蒋介石路线”的命令，而他们的势力也早已渗透到了史迪威的幕僚之内。这些幕僚在此后不断给美国散布的流言，反过来又对马歇尔的政策起到了深刻的影响作用。

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他同时又担负着马歇尔政策代言人的使命，当中美战略相冲突之际，他这个参谋长当然与最高统帅蒋中正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而史迪威的性格和能力又不足以在这两个使命中把握得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战区是当时政治利益相当复杂的地区，各方利益犬牙交错，是远比其他所有盟国战区都险恶的地区。即便在法属北非那样相对简单的环境下，政治才能非凡的艾森豪威尔有着美国国务院第一流政治专家罗伯特·墨菲辅佐，尚且会因处置失当而险些造成问题。而史迪威政治能力有限，又一直缺乏强力政治顾问，这样加速他将事情越搞越糟。

而且史迪威没有认识到的是，尽管他拥有多项使命，而只有他担任参谋长的中国战区争取任务、争取资源的工作做好，才是他本人成功的基础。这一点，同样担任次要战区统帅的蒙巴顿就要成功得多。在这个复杂的形势下，他又未能理顺他各个头衔的优先次序，狭隘的理解美国利益，坚持美国本位第一。这样既不利于盟国团结协作，也不利于中国战区在盟国全球战略中作用的发挥，间接也牺牲了美国利益。

因而，在蒋中正的多次要求下，罗斯福总统经过权衡，在1944年10月18日下达命令撤换史迪威，由魏德迈接任他的职务。

回眸七十年春秋

刚刚过去的6月29日上午，在重庆的史迪威博物馆前，举行了纪念史迪威来渝七十周年的仪式。回首这七十年前的岁月，史迪威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确实也作出过“四星营长”级的贡献，然而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他却是有辱于使命的。正如接替他职务的魏德迈将军所回忆，那个成立了接近四年的中国战区参谋部，只是一个空架构，没有参谋部的组织与运作、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计划及后勤作业体系，史迪威事实上是丢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魏德迈虽然也是马歇尔拔擢的将领，但是他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一个月内就组成了中国战区的中美联合参谋部，让中美的军事首长能够在每周举行的会议中，共同商讨军事与作战的问题，已取得军事合作的默契。同时，他取消了不少军队调往缅甸的计划，以此阻遏了日军的攻势，使得中国战区的大局得到了安定。此外，他还了解仅仅靠训练无法解决中国军队当时存在的根本问题，他还从薪俸、供应等制度层面设法建立合理的体系。然而遗憾的是，在盲目宣传史迪威的同时，对于魏德迈却未能加以应有的评价。

纵观各种史料可以发现，史迪威并非是一个被当时媒体吹嘘的战争英雄，他的军事才能有限，而且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步兵进攻战法，对于空军的认识也严重不足。他内心的那种情节使他忘却了中国已经不是同治年间的晚清，他企图掌控一支殖民军式的“洋枪队”终究是逆天而行的，这种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是不会被任何中国领导人所能接受的，也不是能为任何中国军人所容忍的。而他对于中国政局的干预，也不过是受着各种势力的影响与操控。

因此就结果而言，仅在缅甸战场，史迪威尚称为中国之战友；若在整个中国战场，史迪威实有负于中国；而对于自协助盟邦共同作战之使命而言，史迪威同样更有负于美国。而对于史迪威的评价，却直接影响到了如何评价整个中国抗战。如果再屈从于“史迪威－白修德模式”的史观，那也是对于中国抗战军民的不公，在七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有责任抹去史迪威头上的神圣光环，让这个光环闪烁在当年为国奋斗牺牲的千百万中国军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