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中国军队首次作为盟军一员出国远征，中国战区调遣了包括国内最为精锐的第五军参战，毕竟缅甸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交通线，中国抗战赖以维持的物资都必须由此进入。当然，对于长期以来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这次能够以盟军的主要力量参战，若一战能够打出国威，自然是众望所归。于是蒋中正任命史迪威作为远征军的统帅，准备积极打好这次重要的战役。然而，在随后的动向中，蒋中正意识到了，英国并无真正守卫缅甸的意图，让中国军队入缅不过是旨在掩护其撤入印度罢了，这样不但确保国际交通线的战略目的将失去意义，同时滇缅边境还将受到威胁。因此，在3月之后，蒋中正多次与史迪威会晤，明确表明切忌妄动，仅以保卫曼德勒为目标。而且根据长期抗战的经验，蒋中正也告诫史迪威，要防御一个日本师团，至少需要中国三个师，而若要进攻则需要五个师。

 史迪威虽然一一允诺，但其内心却轻蔑地认为这是畏敌如虎的蒋中正“对战术发表外行讲话”。他满心希望抓住这个机会，轰轰烈烈地立下不朽战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步兵攻击思想依然主导着他的头脑，他认为只要保持旺盛的攻势就能轻而易举地收复仰光。同时，他还不断的索要权力，并向蒋中正施加压力，使之干涉其指挥。遗憾的是，在整个会战过程中，蒋中正虽然对史迪威的错误指导作了一些抵制，但是后期却过于照顾盟国关系，没有坚决尽其指导责任，最终迁就了史迪威的指挥。这样，战局由于远征军的退路被日军截断，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总崩溃。

“最好的四星营长”

这也是开篇所述史迪威的那段充满传奇脱险经历的原因。时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长的梁敬錞先生则质问过：“史迪威决定离缅入印之日，能有余暇电告远在美国的马歇尔，而未能请示在重庆之直接上级长官，是何解说？”而著名的“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则更是坦率地说：“如果他是一名连长或营长，他只需对其直接指挥的部队负责，这种行为确实值得称道；可是作为身负重任的亚洲美军指挥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擅自离开部队并三个星期音信皆无的行为，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无知和不负责任。”

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没有统兵经验，却具有强烈个人功名欲的将领，他首次指挥的战役又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于他的虚荣心的影响是至深的。当6月史迪威返回重庆之后，并未投入多大精力筹组中国战区的参谋指挥体系，他所朝思暮想的，便是抽调中国军队，占用战略物资，为他反攻缅甸的日军而复仇。

即便是史迪威日后得到了他第四颗星而晋升为上将，他这样的痼疾还是丝毫没有改变。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不仅缺乏通盘战略，甚至连一般的参谋业务都非常懈怠，即便是史迪威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戴维斯也称其班子是“愉快的平庸到老迈无能”，并督促他进行整顿。在日军展开战略性攻势“一号作战”前，蒋中正曾经多次警告过日军可能发动攻势，并希望不要在抽调部队前往印度缅甸。但是史迪威他们甚至到日军攻势展开后依然对其意图缺乏确切而肯定的情报，甚至到了7月中旬，有报告称其参谋部“事先就该打击正在来临，开始后又不知道发展到何等地步，如今仍然不知道是否已经过去”之时，史迪威甚至惊讶地在这份报告上用大写标上“真的？”下面还划了线，可见这位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已经失职到了何等程度！

他的心中魂牵梦萦的，只有在缅甸挽回颜面。他1944年初建议马歇尔要挟蒋中正，若在云南军队不渡过萨尔温江进入缅甸，美国就应该停止租借法案援华。这最终使得中国国内战场失去了战略预备队，导致了整个战线的崩溃。而他在缅甸的攻势也不惜大批牺牲部队而满足其个人荣誉，他冒险派梅里尔突击队占领密支那机场，并操纵舆论将这场战役渲染成一场美国的胜利，然而非但无力扩大战果，反而陷入重围。为了他个人的荣辱，盟军不但在缅甸地区整个作战规划的全盘大乱，而且还消耗了足够使整个中国战区使用四个月的四万吨的军援物资，抽空了当时正在对日军的一号作战进行惨烈抵抗的中国军队的后勤。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日军在进攻衡阳的行动中受挫，当中国军队准备趁此进行反攻时，史迪威不仅拒绝了拨出区区1000吨物资给援军，竟然还扔出了一句“让他们上火去吧！”。

他耗时三个月也无法攻克密支那，最后还是等到中国军队打通胡康河谷之后，才仰仗其力收复了密支那市。然而攻克密支那却集中了几乎史迪威掌握的所有战略资源，这种资源连一滴也没有送到正在蒙受日军攻势的整个豫湘桂战场。陈纳德给罗斯福发去的电报中，开门见山就称“把我们全部主力军集中投入缅甸，如今已经导致华东的沦陷。”无怪乎当时有人揶揄他是一名“最好的四星营长”（thebestgoddamnfour-starbattalioncommander）。

当然，攻克密支那也有打通列多公路的战略意义，然而开通这条日后被蒋中正以史迪威的名字命名的公路，其目的委实是给中国内地打开国际交通线，然而这条1945年1月底才告建成的公路即使开通也已经为时已晚，而且路况不佳，运输量也有限。陈纳德将军曾经希望美军加大“驼峰空运”的数量，但是这一具速效的建议却为一心为自己在缅甸打出功名的史迪威所阻碍。他的这种虚荣心，是出自一种根深蒂固的情节，这种情节对于当时在华的不少英美军人而言是一种充满浪漫的奋斗目标。

美国的中国戈登

得到了中国军队指挥权的史迪威，由于娴熟地懂得运用传媒，他的名字自从他刚刚赴华便总是会出现在报纸和广播中。塔奇曼在她的著作中，提到了史迪威成了新闻中“美国的中国戈登”。此处“戈登”这个名字，对于英美人而言，便充满了一种独特的浪漫情怀，而史迪威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戈登情结”。戈登乃清代同治年间继任“常胜军”指挥官的那名英军少校。他依靠外国军官，招募了一支使用西洋近代武器的中国人队伍，由他自己进行训练与统帅，并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在异国建立功名的传奇业绩。

正是具有这样的心结，当史迪威在缅甸得知中国远征军归途被日军截断的凶信，首先在其意识中闪烁的，不是对他自己指挥不当的痛心，也不是如何采用对策，在他的日记中，他却不无得意地写道：“天哪，只要我们能够使这10万名中国人到印度去，我们肯定将干出一番事业来。”

对于缅甸之败，他忘了曾经听到的嘱咐，却反而认为那是中国人的“愚蠢、胆怯和对于守势的偏好”而丧失了战机。于是开始执着地认为：中国军队的士兵刻苦耐劳用命，下级军官也无问题，营团级好坏参半，而军师长级别的则很少有效率的。因此他提出“要中国兵不要中国官，尤其不要中国的高级军官”，并暗示由他本人接受军队的全权，“不受重庆的电讯函件的束缚”。他希望有朝一日带领这支部队，打下仰光，一洗初败之辱。

因此他便打起了这十万远征军的主意，希望能够将其全部带到印度，远离中国而受自己所实际掌控。然而最终进入印度实际上只有两个师，这两个师在加尔各答西北的兰伽姆设立训练营地。史迪威即刻提出要求，从美国调来300名军官，将这支军队中营长以上全部换成美国人。这完全就是戈登当年“常胜军”的版本，他企图将中国军队演变为一支殖民式军队的企图在此暴露无遗。

由于这是一种彻底践踏中国主权的行径，对此不仅蒋中正用严辞加以拒绝，而且远征军的全体中国军官，甚至包括美国人认为是亲美的孙立人将军都加以坚决的反对。由于史迪威的这个如意算盘的落空，他就变得更为“醋性十足”，千方百计打击他看不顺眼的中国将领，缩小驻印军，也即是新一军军部的规模，并紧紧抓住他拥有负责援助物资的控制权，对蒋中正进行要挟。这以后他与蒋之间的各种冲突，其原点便可以说是因为他的戈登情节无法得以满足，因而转为一种怨妇般的心态而已。